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谢岚从2014年起在上海广中学校做校外老师,一待十年。广中是一所只招收初中男生的专门学校,进来的学生,大多被贴上同一个标签——“差生”。
采访谢岚时,她说:“这些孩子的表达,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很少见,我比较珍惜,就把它整理成了一本书。”
这些被叫作“差生”的孩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一所关于“差生”的学校,做的又是什么样的教育?
以下是谢岚的讲述。
文|陈亚杰
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
2020年春天,我请初三的同学写作文,用的是外校中考模拟卷的题目《行走》。当堂写,涛仔一个字没动,趴在桌上睡着了。
课后我问他,能不能周末补一篇,他点点头。我没抱什么希望——这些男孩平时住校碰不了手机,一到周末,大半时间都被游戏吞掉。后来他告诉我,那篇作文是周日晚上开始写的,写到凌晨三点。
学生课外时间拍摄的照片,选自谢岚所著书籍《我不是差生》,下同
“那是我最黑暗、最叛逆的时期。那时的我,因为夜不归宿、上课睡觉、课间打闹、不做作业等‘不良行为’,被一些同学排斥……后来,我被老师劝到一所新的学校里,就是现在就读的广中学校。这里给了我一些美好时光。”涛仔写道。
我印象里,涛仔刚来广中时很瘦小,脸色黑蒙蒙的,像只容易炸毛的斗鸡。可临近毕业,同学俞小乐说:“他现在脾气太好了,都没脾气了。”
涛仔在作文里回忆,七年级和老师同学一起划皮划艇,自那之后开始经常向老师提问;八年级还是上课睡觉、抄作业,但“不再是那个垂头丧气的学生”;九年级在老师的提醒下,每时每刻想将来“怎么办”,感觉自己好失败。最后,写道:“哪怕前方黑暗,只要我心存信念,定有一丝光让我穿梭。”
2014至2024年,我在广中学校做校外老师。广中在上海虹口区,是一所公立寄宿制专门学校,只收初中男生。说它“专门”,是因为它招收的是初中阶段“陷入困境的学生”——逃学的、日夜颠倒打游戏的、跟同学、老师冲突不断的……这些青少年,往往被贴上“差生”的标签。
这里的招生方式和普通中学不同。老师和虹口区各中小学保持联系,了解哪些孩子出现行为偏差。如果评估下来,一个孩子在原校的教育效果不好,家庭教育也失控了,广中和原校就会跟家长、孩子沟通,三方达成一致才入校。来了之后不适应,也可以按程序离开,回到之前的学校。
因为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专门学校,出于对青少年的保护,学生的履历上写的始终是原来的学校。我们也不想让“专门学校”这个标签,将来成为学生的包袱。
我第一次来广中是2012年,当时我还在一家报社工作,来采访。这所学校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和师生聊天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大家都很坦率、很松弛。从报社辞职后,我想转行干点什么,脑子里冒出来的就是这个学校。
《铁拳教育》剧照
校长乔俊君和我说,广中最初也不是这样的。春游时,学生会和老师起冲突、打架;晚自修,学生把老师堵在门外不让进,自己在里面看电视……学生不服管,学校只好实行严格的规范和惩戒。他回忆自己1995年进广中,那几年在学校里几乎不笑,学生一看到他就怕,走到哪里,哪里就没了声音。工读学校特殊的历史背景,让师生之间长期是一种“看守和被看守”的关系。
广中的前身是一所工读学校,在上世纪80年代专门接收有违法行为、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发展,有违法乱纪行为的学生显著减少,来的主要是沉迷网吧、逃学、打架斗殴的。
2007年,乔俊君担任校长,他想“教育不应是压抑的”,尝试组织各种活动,后来逐渐发展为“项目式+体验式学习”。同时,当时上海规定,学校必须有一定课时的拓展课。广中陆续开设了手工课、模型课,最受欢迎的是烹饪课:老师在家访中得知,有位同学从上小学起,没有人给他做饭,都是点外卖、吃盒饭。老师们听了很难过,希望他日后能学会做饭,吃饱、吃好。我后来访谈学生时,好几个男孩都提到喜欢做饭、做甜品。
学生课外时间拍摄的照片,选自谢岚所著书籍《我不是差生》,下同
改变也会遇到争议。比如,以前广中满是冷冰冰的铁门、铁窗、铁栏杆,像个大铁笼子。在“校舍安全工程”中,对要不要拆铁门、改装木门,争议很大,老师们担心:学生一脚踹开怎么办?还管得住吗?后来,乔俊君说,不少学生见大门紧闭,就偷偷找机会从窗户爬出去,“太危险了,我宁可他撬门。”老师们一想,的确如此。
木门窗装好后,大家担心的状况没有发生。
来之前,我对“差生”没有太多概念。我主要负责拓展课,进班时,班主任已经和学生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学生们对我都很客气。当时,正赶上“屋顶农场”项目收尾——3000斤土,师生一麻袋一麻袋扛上四楼;肥料是他们自己的尿液,最终他们真的把菜种了出来。之后又做垃圾调查:从家里人均每天产多少垃圾,一路查到社区、填埋场。
他们产出的报告非常扎实,这个项目入选了教育部的一个中美交流计划,上海只选了两所学校。通过这个项目,我对孩子们的初印象很好。
把学生当合伙人
但我在广中主动发起的第一个项目,中午读书会,却彻底失败了。学校图书馆有不少书,学生会来借书看。我就想不如搞个读书会,大家一起读书、聊天,慢慢熟悉起来。但读书会开始后,学生不是打闹,就是趴着睡觉。后来才知道,他们多半是因为不想午休,听说这里有零食,才来的。
我很尴尬,但没有生气。读书会转不起来,问题不在学生:可能是书没有选对,也可能是我并不具备带好一堂课的能力。我不是专职教师。此后,我慢慢把自己放在项目策划者和观察者的位置上。
在这样一个学校里,教育不主动贴近学生,让他们表达自己,就没有出路。2016年,我接触到教育戏剧课,并把它带进广中,外请专业老师给学生上课。第一节课,外请的老师凭借此前教小学生的经验,带来童话《巨人的花园》。青春期男生根本不感兴趣,三三两两地坐着,也不回应,教室里充满了不自在。
老师做了调整,第二节课带来一张“寻人启事”:14岁的郑克寒离家出走,父亲正在找他。“你们觉得郑克寒是什么样的孩子?”学生们一下来了兴趣,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他爸爸脾气不好,又不爱说话,父子俩见面总没好话。”
“他心里很着急,很努力地想听懂、想写好作业,可好多东西就是看不懂。”
我记下并整理了这些课堂上即兴冒出来的话。后来,我和外请编剧、学生一起构思、创作成戏剧《郑克寒的青春期》。
但不是每一位外请老师都能建立起合适的课堂关系。有一位外请老师带学生做热身活动,活动形式偏当代艺术,比较抽象,没有一个学生动起来。老师积攒的情绪一下爆发出来:“你们学校、校长、老师这么重视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那天,我和学生一起坐在课堂里,能感受整个教室的气压低得吓人。
引进戏剧课时,我想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课堂的师生关系,不是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指责学生。听到老师的斥责,我很生气,甚至愤怒。下课后,我和老师坦诚地沟通了这个问题,然后商量出一个方案:愿意上的,留下;不愿意上的,可以回去自习。
当时,一个高个子男生站在五六米外看着我,眼神像在问:我真的可以走吗?我点点头。他也点点头,回教室了。留下的孩子反而和老师一起上了一次很棒的戏剧工作坊。
学校很重视学生表达意见的权利。有一次,我正和校长聊天,班主任陪着一个学生走过来。男孩戴着黑框眼镜,始终盯着地面,双手绞在一起。“这个课,我暂时不想上。”能看出来,他很内向,大概是在班主任的鼓励下,才鼓起勇气走到校长面前。
校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高兴,你能直接和我表达。”
那次谈话让我触动,在这里,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被平等对待。事后,我也会去问他们:到底是哪里不喜欢?再根据他们的反馈,调整课程安排。
2017年底,《郑克寒的青春期》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戏剧节,和重点高中的老牌剧社同场,获得二等奖和最佳男配角。去领奖的学生在舞台上蹦来跳去,开玩笑说:“学渣”第一次完胜“学霸”。
更让我意外的是,下一届学生上戏剧课时特别积极。他们跟我说,没想到平时一起打闹、看上去邋里邋遢的同学“一上台像换了个人”,“我也想这样,也想上台,像换了个人一样。”
《点燃我温暖你》剧照
为什么广中开设创新课程?校长说过“学生会到专门学校,就是过去那一套教育方式没有效果。如果专门学校仍对这些孩子采用类似的教育方法,让孩子重复原来普通学校的生活,那必定是无效的,会走到一个死胡同。”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是把学生当成合作伙伴,探索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
涛仔跟我说,他不再总是垂头丧气,和广中丰富的生活体验有关。以前,他只想打游戏。七年级时,他们一起画校园走廊墙绘,也给外国来访者介绍校园。“经过这些活动,心情开始开朗,也感受到老师不会放弃,不会跳过你。”
墙绘活动中,班主任发现涛仔喜欢画漫画,不爱和人打交道,却能安静地把任务做得很稳。另一个被家里寄望走美术道路的学生,反而显出协调、统筹的能力,后来被推选为班长。
我当时就感慨,仅一个墙绘活动,就能轻而易举地展现他们身上优秀的品质和能力。而此前,这些孩子被认定为“差生”:学习差、行为差、品德差,什么也不行,被“误解”,被“看扁”了那么多年。
去了解他们生长的土壤
我给学生布置过一篇作文,题目叫《幸福在哪里》。一个叫小窝的学生写道:“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因为……我很久没有感觉到幸福。”
学校里有一类学生,被称作“社会人”。小窝就是其中一个。15岁时,他跟着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小混混,学会抽烟、喝酒、打架。
小窝写道,父母经常吵架,哥哥成天在外面混。他由老人带大,但外公很严厉,让他觉得压抑。他能想到的一件幸福的事,是靠自己一天三顿吃泡面,几个月攒下2700块钱,买了一双闪闪发光叫“AJ伦纳德”的鞋。
《少年的你》剧照
我有些担忧,他们拥有的幸福体验实在太少了。
我在广中并不直接接触学生家长。但每周二的晨会上,老师都会谈起学生近来的情况。有的孩子经常逃学,不肯回家。家访后才发现,一家人挤在一张高低床上:父母睡下铺,孩子和杂物挤在上铺。还有个孩子常年住在爷爷奶奶家,睡地铺。老师提起的许多家庭里,父母要么长期疏于照看,要么动辄打骂。那些不愿回家的孩子,并非没有原因。
不过,给孩子的行为偏差寻找原因,并不总能得到一个明确答案。有个学生脑海里常冒出许多想法,觉得别人要攻击他、伤害他。老师试着了解他的家庭:母亲很关心他,但管得比较紧;父亲有些粗暴,会体罚他;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哥哥没有类似的问题,还读了大学,当了老师。是什么让他脑海里反复出现“别人要害我”的想法?分析到最后,大家仍有分歧。
校长说,做得越久,越能发现,行为出现偏差的原因往往错综复杂。我们未必能找到答案,但还是愿意去了解,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究竟经历过什么;也愿意去看,他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
和学生聊天时,我还发现很多孩子开始厌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学业一下子变难,上课听不懂了。接下来,他们往往会遇到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人过问,大人没有发现孩子已经跟不上;另一种是父母和老师开始帮忙,但效果不好时,又容易把原因归到孩子身上——要么是智力有问题,要么是态度有问题。
《我们与恶的距离2》剧照
俞小乐三年级时,成绩有些下降,父母赶紧给他报各种补习班。他说自己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心情越来越烦躁,成绩也越来越差。他本能地从别的事情中寻找动力,“学习让我越来越感到无聊、烦躁和机械,而游戏能带来不同的感觉。知道它是假的,但玩起来还挺有意思。”我这才第一次知道,孩子沉迷手机背后的想法。
2022年,我自己的儿子进入初中,我有了更切身的感受。突然之间,我和孩子都得晚睡早起,连充足的睡眠都很难保证。每天监督他写作业,我自己都觉得喘不过气来。
有时候,儿子太累了,我就给他请一天假在家补觉。即便如此,到了下午三四点,我还是不得不开始催他写作业。
儿子也会违反约定,在非娱乐时间玩手机。我下意识地数落他,发了火。事后想起俞小乐的文章,我很快冷静下来,向他道歉,也说了自己的担忧。那之后,我们反而能沟通了,他会开玩笑:“老妈,你当时好暴躁。”
去“哪怕只要一个善意的目光”
这几年广中的学生有一个变化:越来越多成绩还不错的孩子被送过来,他们出现了厌学或其他情绪问题。看上去平静的家庭,却暗流涌动。有个学生成绩很好,却反复逃学,一走十几天,身无分文也不回家。老师后来才摸清:他妈妈在家里装了三个监控,日夜盯着。他逃,只是想透口气。
在广中,老师会给孩子透口气的自由。
有段时间,俞小乐不想学习,“有个事情怎么也想不通”,想在谈心室里独自待一周。“如果换作其他老师,肯定会批评我,然后让我回教室,但广中的老师同意了。”
《追光的日子》剧照
校长也和我谈起过这件事。起初,学校很犹豫,也很担心,但最后还是决定尊重他独处的需要。那一周,校长每天都会有意无意地路过谈心室。有一次,他忍不住,装作随意地问俞小乐在做什么。俞小乐说:“我在思考。”校长一时语塞。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权利阻止一个学生思考。
在俞小乐看来,老师的支持让他感到师生之间是平等的,他就愿意和老师交流、发生改变,开始主动学习。他说,在“破罐子破摔”的时候,他感受到“旁人的目光”大多是恶意的。“但如果众多恶意的目光里面有一个善意的,哪怕只要一个,就会不一样。”
校长也意识到,只有感到安全时,他们才能开始学习,而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需要以关心、支持、鼓励和理解为基础。
有学生不愿意来学校,老师就周末骑车去他家看看,学生不在,就跟学生奶奶聊两句。老师希望借此让学生知道,这背后是关心。学生后来来了学校,还会半开玩笑地对新同学说:“你要是不来,就会享受老师的特别待遇。”
选自谢岚所著书籍《我不是差生》
孩子们并不真的排斥成人的建议和指导。
有个学生提到,他有一次和老师在食堂聊了很久,老师问他以后想做什么,他说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职业,老师帮他一一分析,“那是第一次感觉到,我的人生以后是有路走的”。以前他跟其他大人聊,对方听完笑一笑,就没了。
让我意外的是,不少学生在访谈时都向我表达,他们在广中最大的变化,是“有人管”。有个孩子跟我讲了一个比喻,他就像一头小牛,不愿意念书,去酒吧、网吧到处混,但内心其实很迷茫,几个孩子聚在一起更多是“抱团取暖”。那个学生后来说,当一头小牛在外面跑久了以后,他特别渴望回到有栅栏的地方。
小窝就提到,他以前不明白什么是“危险社会”,出去混觉得自己很帅。但有一次在酒吧,围观人打架,警察来了之后,他听朋友的话,吓得不分青红皂白地跑了。结果,“警察像‘猫抓老鼠一般,而我就是那群老鼠之一’”。在派出所,他开始感到害怕。他在作文中写道,“行走,需要照路的明灯、正确的方向、明确的思想。”
《少年的你》剧照
也有人觉得,广中的孩子最后很少考进高中,大多数进了“三校”——中专、职高、技校——这就是失败。我们不这么看。2022届有两个学生过了区重点线,成绩最低的一名学生只考了373分。但老师们同样为他自豪:刚进校时,他连乘法口诀都不会,老师一点一点帮他补;中考时,他数学考了50分,理化也及格了,是那一届进步最大的学生。
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生来到广中前,他们已经“脱轨”了。进入广中后,大部分人找到了自己的轨道。回顾在广中的这些年,我有一个越来越深的体会:广中做的,是陪伴一群反复被告知“你不行”的孩子,和他们一起创造一些具体的、美好的东西,让他们重新觉得,今天还值得过。
2024年,因为家庭原因,我辞去了在广中的工作。今年夏天,《我不是差生》出版。书中写到的那届学生,已经毕业、进入社会一年,班主任组织了一次聚会。
那天下午,他们回到学校,讲起各自的近况。
有人在央企做外包,还兼着婚庆主持。他说,很感谢班主任当年总推他去国旗下讲话。自那以后,联欢会唱歌、家长会发言,他都敢了。至于为什么打两份工,他说,央企里的日子一眼望得到头,趁年轻,还想折腾。
有人喜欢二次元,在二次元店上班。此前,他在面包店工作,店里规定员工只能守在一个区域,同事之间不许闲聊。现在做着喜欢的事,同事也处得来,他觉得挺好。
还有个男孩,第一份工作在便利店,熬夜太伤身体。后来,他一点一点自学画画,找到了一份和画画有关的工作。周末,他会和室友化妆、戴上假发,去参加漫展。
有人从台球室辞职,准备考电工证;也有人还没有工作,待在家里。
他们也会抱怨工作难找、薪水很低,也会迷茫。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没有急着把自己判定为失败,而是在现有的生活里继续摸索,一步一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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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初次酒驾扣证期间的规定,初次酒驾怎么处罚
内容投稿:冯晓
内容审核:刘娜娜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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