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偷人家电动车被抓了，被诈骗报案材料怎么写样本

七旬老汉嫖娼被抓，民警让通知家属，他低头一句话，全屋人沉默

一、后半夜

我是周伟，城关派出所的值班民警。三十二岁，干片警十一年。

我们这个行当，说白了就是把人世间最难看的那一面，一勺一勺舀到自己眼前。打架的、偷东西的、喝多了耍横的、家暴把老婆打出淤青的、酒后开车撞了人的、聚众赌博被一锅端的。什么样的我都见过。我自认脸皮厚，心也硬了。可二〇二六年九月十四日那个后半夜，有个老头，把我这十一年的硬心肠，一下就戳穿了。

那天是九月十四号。周一。夜班。

晚上八点接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前半夜平安无事。十一点的时候，有个喝多了的小伙子，骑电动车撞翻了小区门口的隔离墩，自己摔得鼻青脸肿，被巡逻的兄弟送回来，在值班室门口坐了一会儿，吐了一地，醒了酒，骂骂咧咧地走了。

然后就是漫长的安静。

派出所的夜班，最难熬的是凌晨一点到三点。这一段，整条街都死了。路灯亮着，可没人走。偶尔有一辆出租车碾过柏油路，声音很远，像从水底下传上来的。值班室的挂钟一格一格地走，"嗒、嗒、嗒"，比白天吵十倍。

我和老陈在值班室。老陈叫陈国忠，四十八岁，干了二十六年片警。明年就能退了。他这人话不多，但眼毒。一条街上的事，他不用看监控，光靠鼻子闻就知道谁家又打起来了。

"小周，"老陈靠在椅背上，眼睛半睁着，"这会儿安静，后半夜肯定来活。"

"哪能啊，"我说，"今天星期几？周一。周一晚上，酒鬼都回家早。"

话音刚落，报警电话响了。

我接起来。"喂，城关派出所。"

一个女人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旁边的人听见。"城西棚户区，三栋二单元一楼左门，有人卖淫嫖娼。"

"您怎么称呼？"

"别问了。你们快去。声音小点。"

电话挂了。

我把记录递给老陈。老陈看了一眼，把警服外套拎起来穿上。

"走吧。"

"带人吗？"

"就咱俩。这种事，人多了反而炸。"

我拿了执法记录仪，别在胸前。老陈拿了手铐，揣兜里。我们开了一辆不起眼的旧桑塔纳，从所里后门出去，拐了三个弯，开到城西棚户区那条窄路上。

这条路我熟。棚户区叫"红光新村"，其实是红光棉纺厂倒闭之后，职工家属院塌下来的那片。红砖楼，三层，没有暖气，没有物业，没有门禁。墙皮掉得跟牛皮癣一样。楼道里黑，声控灯坏了没人修。地上全是碎玻璃和烂菜叶子。

车停在一百米外。我和老陈下了车，步行过去。

夜里两点十分。月色很淡。棚户区像一头趴着的老兽，呼吸很轻。有几扇窗亮着灯——有人上夜班刚回来，有人失眠。狗在远处叫了两声，又停了。

三栋二单元一楼左门。门口堆着旧自行车和空啤酒瓶。门是绿色的铁皮门，漆掉了一半，露出铁锈的底。

老陈贴着墙，听了听。里面没声音。

他冲我点了点头。

我敲了三下门。不重，可在这死寂的楼里，声音大得像打雷。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开一条缝。一条缝里露出半张脸。一个女人。三十来岁，浓妆。眼影是蓝的，掉了一块，在下眼睑上，像淤青。头发染成黄色，蓬着。

"谁啊？"她嗓子哑，像感冒了很久。

"派出所的。"老陈把警官证举到她眼前。"开门。"

她愣了一下。然后她看了我们一眼，慢慢把门拉开了。

门一开，屋里那股味儿就出来了。一股混合着廉价香水、烟味、潮湿被褥和旧家具的味道。说不上臭，可闷。像一间很久没人开窗的屋子。

床上坐着一个人。

男的。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背。驼得很厉害。脊梁骨像一座拱起来的小桥，把一件蓝布中山装顶得紧绷绷的。

他慢慢转过身来。

那张脸，我记到现在。

七十多岁。皱纹很深，从眼角拉到嘴角，像被什么东西用力拽过。皮肤是那种长年晒出来的黑红，可现在褪了色，变成一种灰黄。嘴唇干裂，起了皮。嘴角往下垂着，是一种习惯了认命的表情。

他戴一顶旧帽子。蓝咔叽布的，帽檐油亮油亮的，不知道戴了多少年。帽子底下露出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像用推子随便推了两下。

他没跑。没慌。甚至没太惊讶。

他只是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早就知道我们会来。

老陈扫了一眼屋里。一张床，一床被子，叠得乱七八糟。一个床头柜，柜上放着一个塑料瓶，里面是劣质白酒，剩了小半瓶。墙上贴着一张挂历，去年的，页角卷着。窗台上放着一盒避孕套，打开的，剩了几个。

"起来。"老陈说。"跟我们走一趟。"

老头没说话。他弯下腰，把脚伸进一双解放鞋里。鞋是黑布面的，前面开了口，用铁丝缠了两圈。他系鞋带的时候，手指头很慢，一节一节地扣。

然后他站了起来。一站起来我才看出他有多矮。大概一米六出头。一辈子的弯腰，把身高又压下去了几厘米。

他拿起那顶帽子，拍了拍灰，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

那动作很郑重。像出门要去赴一个很重要的约会。

然后他跟着我们走了。

走过楼道的时候，声控灯没亮。他走得慢，我得在前面放慢脚步等他。走到一楼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绿铁皮门。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楼道太黑了。

但我总觉得，他那一眼，像是在跟什么东西告别。

二、审讯室

回到所里，两点四十五分。

我们把老头带进办案区。登记名字、身份证号。他报得很快，一字一顿，像背了无数遍。

"孙友根。今年七十五。身份证号……"他背出一串数字，一个没错。

"住址？"

"城南路四十七号。红光新村三栋一单元一楼右门。"

"干什么的？"

"以前在红光棉纺厂看锅炉。九八年厂子黄了，下岗。后来在桥头修自行车。前年腿不行了，不干了。"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老陈一边记一边抬头："知道为啥带你回来不？"

孙友根点了点头。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知道。丢人。"

说到这儿，他脸涨红了。不是狡辩的红，不是耍赖的红。是那种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进公家门、羞耻从骨头缝里冒出来的红。从脖子根一直红到耳根，连那层灰黄的皮肤都遮不住。

我心里动了一下。可面上不动声色。这是程序，我不能软。

"坐下吧。"我指了指椅子。

他坐下了。背还是驼着。帽子没摘。双手放在膝盖上，像在学校里罚站的小学生。

小刘是做笔录的。我们所的辅警，二十五岁，大学刚毕业，干这行才半年。他坐到电脑前，敲了敲键盘。

"孙友根，男，七十五岁，汉族，初中学历……"他一项一项录着。"户籍地，本市城南路四十七号……"

录完了基本信息，开始问案情。

"说说吧，怎么回事。"

孙友根没说话。

"几点去的？怎么联系的？给了多少钱？"

还是没说话。

老陈给他倒了一纸杯水，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老孙，喝点水。不着急。你慢慢说。"

孙友根看着那杯水。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手，双手捧住纸杯。手很瘦，皮包骨头，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有黑泥——那是修自行车留下的，一辈子洗不掉。

他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

"十点半。"他开口了。嗓子像被烟熏了三十年，沙，哑。"我从家出来。顺着马路走。走到棚户区那边。以前这边是厂里的家属院，我熟悉。后来厂子黄了，我下岗了，家属院也破了。我就……走走。"

他停了一下。

"走到那栋楼底下，我想起来，以前我妹子住那栋楼。一楼左门。后来她走了。我站了一会儿。然后就……敲了门。"

"怎么联系的？"小刘问。

"没有联系。就是走过去。敲门。门开了。"

"你以前去过吗？"

"没去过。"

"那你怎么知道那里有……"

他没回答。低下头。帽子遮住了他的眼睛。

老陈接了话："行了小刘，你让他自己说。"

孙友根慢慢接着说："门开了。那个姑娘在里头。她说，进来坐坐吧。我就进去了。屋里黑。她开了灯。床头灯。红光的。我说，太亮了。她说，那就关了大灯。她把大灯关了，留着那个红灯。屋里就一点光。我能看见她脸。她也能看见我。"

"然后呢？"

"她问，大爷你来干啥。我说，我就坐坐。她说，坐坐也行，五十块。我说，我没那么多。她说，那你就坐着吧，四十。我说，我只有三十。她说，三十也行。然后她把那盒东西拆开，拿了一个，放床上。说，你脱吧。"

他讲到这儿，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几乎是含在嘴里。

"我坐了一会儿。没脱。她就坐在我旁边。挨着我。身上有股味儿。不是香水的味儿，是一种……洗衣粉的味儿。便宜的洗衣粉。我老伴活着的时候，用的就是那种。两块五一袋的。"

他停了很久。

"她问我，大爷你多大了。我说七十五。她说，你比我爸还大。我说，我知道。她说，那你咋还来这种地方。我没说话。她就不问了。后来她就给我剥橘子。橘子有点蔫了，可她剥得很仔细，一瓣一瓣地给我。我吃了一瓣。酸的。我说，我妹子小时候也爱吃橘子。她就笑了。笑得不好看。她说，大爷，你跟我唠唠吧。不收你钱。我就跟她唠。我说，我妹子叫孙友兰，小名叫兰兰。五岁那年，家里揭不开锅。我爹把我妈的一条棉裤都当了。后来来了个人，说带兰兰去外地，能吃饱。我妈就让她走了。走的那天，兰兰抱着我，喊了一声哥。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他的声音彻底哑了。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后来呢？"小刘问。

"后来？"孙友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日光灯。"后来你们就来了。"

小刘和我对视了一眼。

这案子，案情很简单。事实很清楚。老头自己都认了。可我心里那股劲儿，说不上来。堵得慌。

老陈把笔录打印出来，递给孙友根看。

"老孙，你看看。要是没错，签个字，按个手印。"

孙友根接过那几张纸，凑到灯底下。他的眼睛不太行了，眯着，一行一行地看。嘴唇在动，不出声，像在默念。

看完了，他在最后一页签了字。笔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可每个字都清楚：孙友根。

按手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真丝的，边角磨烂了，可还留着点旧日的花纹——把手食指擦了擦，才摁下去。

那个红印子，盖在纸上，很重。

三、通知家属

按程序，这种案子，做完笔录，得通知家属。

法律上讲，成年人违法，不强制通知家属。可我们干片警的有个习惯——能通知的，尽量通知。一来是万一要罚款、要拘留，总得有个家里人知道，来签字、来交钱、来领人；二来是，一个人进来了，家里总得有人惦记。通知一声，是人情。

老陈把笔帽拔了，问："老伴呢？"

"走了。十二年了。肺癌。"

"儿女呢？"

孙友根没吭声。手指头把帽檐翻过来，又翻过去。

"儿子呢？闺女呢？总有一个吧？"

还是不吭声。

老陈又问了一遍，语气已经放软了："老人家，不是为难你。所里按规矩走流程，得有个家属联系方式。你儿子电话多少？或者闺女也行。"

这时候，孙友根低下了头。

整个办案区就剩空调外机"嗡嗡"响，还有走廊尽头扫地机的声音。

他闷了得有半分钟。那半分钟，比我这辈子过的任何半小时都长。

然后他开口了。

嗓子沙，哑，可每个字都清楚：

"同志，你别问了。我这辈子，活着的人没一个，死去的人一大堆。你让我通知谁？通知阎王爷吗？"

笔尖停了。

小刘抬头看我，我看老陈。老陈嘴张了张，没出声。

老头把帽子放在膝上，两只手捧着，像捧着个碗。

"爹妈没了。妹子五岁那年被送出去了，后来听说去了外省，再没找着。老伴没了。没儿没女。邻居换了好几茬，没人喊我一声孙叔，都喊'那个修车的老头'。"

他笑了一下。笑得比哭难看。

"我活到七十五，头一回坐警车。头一回让公家为我亮这么大灯。可你问我家属——我翻遍这辈子，也翻不出一个能来签字的人。"

屋子里静得邪乎。

外头扫地机的声音停了，像连机器都不好意思出声。

老陈把笔放下，起来去倒了一纸杯温水，放他面前。

"老孙，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心。"

老头捧着杯子，不喝，手指头绕着杯口转。

"我知道你们按规矩办。可我这种人，规矩到了我跟前，也落不下脚。罚款？我每月四百二低保，都在那张卡里，你们刷，剩三十七块六。拘留？我这身子，高血压、老慢支、膝盖积水，关进去，所里还得给我喂药。通知家属？我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上哪儿通知去？"

他抬起头，眼睛浑浊，可那层浑浊底下，有光，一闪就灭。

"同志，我丢人，我知道。可我一个人住了二十三年。晚上回去，屋里没灯，没电视，没脚步声。锅是冷的，炕是冷的，连耗子都不来。我不是图那个……我就是想，有个女人，挨着我坐一会儿，说两句人话。哪怕她是为了钱。"

他的声音低下去。

"今儿那姑娘，也没真怎么样。我给了她五十块——我说了慌，我有五十块。她不要。我说你必须拿着。她就拿了。然后她坐在这儿，给我剥橘子。我吃了一瓣。酸的。我说，我妹子小时候也爱吃橘子……门就响了。"

他低下头。肩膀微微抖了一下。

不是哭。是不敢哭。一辈子不敢哭的人，到了这一刻，也只会把肩膀抖一下，假装是坐着累了。

我站在门框边上，喉咙发紧。

小刘把笔录纸翻过去，假装找东西。我知道他眼眶也红了。他才二十五，刚毕业，哪见过这种。

老陈别过脸，摸了摸鼻子。

我们干这行的，见多了耍赖的、装疯的、托关系的、哭闹的、跪下来求你的。可一个七十五岁的孤老头，坐在审讯椅上，低着头说"我没家属，通知谁都不合适，别让人家看见我这样"——你真没法接着问。

法律是硬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摆在那儿：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七十岁以上不执行行政拘留，可以。罚款、警示、留记录，一样少不了。

可法律落到孙友根身上，像一锤子砸在棉花堆里。

你罚他，他掏不出；你拘他，所医室先慌；你通知家属，他举目无亲。

老陈靠在椅背上，半天没说话。然后他招手，把小刘和我叫到旁边。

"这案子，怎么弄？"

"按规矩，罚款加记录。"我说。

"罚多少？"

我想了想。"最低档。两百。"

老陈点点头。"我去跟所长汇报。你看着他。"

他走了。办案区只剩我和孙友根。

我搬了把椅子，坐到他对面。

他不看我。低头看着那杯水。

"老孙，"我说，"你今年七十五了？"

"嗯。"

"你是一九五几年生的？"

"五一年。腊月初八。属兔……不对，属虎？我记不清了。反正是那两年。"

"五一年，属兔。"

他愣了一下。看着我。"你算的？"

"嗯。我妈也属兔。比我大三十一岁。"

他没说话。低下头。

"你爸妈……"我问了一半，没往下说。

"爹妈走得早。爹五十九，肝癌。妈四十七，产后大出血。生我妹子的时候。我妹子生下来，我妈就没了。"

我闭了嘴。

难怪他记得那么清楚——孙友兰，五岁被送走。那是他妈用命换来的妹妹。

我们沉默了很久。

"你老伴，"我试探着，"怎么走的？"

"肺癌。二〇一四年。十一月。那天雪下得大。我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鲫鱼，想给她熬汤。回来，她坐在炕上，靠着墙，已经没气了。手里还攥着一条手帕。我给她盖被子。她身子还软的。我就知道，她走的时候不疼。不疼就好。"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条鲫鱼。

"她叫啥名？"

"叫秀芳。李秀芳。厂里的织布工。我在锅炉房。她送纱锭过来，我帮她搬。就这么认识了。七九年结的婚。没办酒。两床被子合一块儿，就算成家了。"

他顿了顿。"她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好衣裳。死的时候，身上那件棉袄，是八九年买的。拉链都坏了，用别针别着。"

我没说话。

"你问我咋不去养老院。"他突然抬头看我。"我去问过。一个月一千八。我低保四百二。差得远。社区说有低保老人补贴，一个月补三百。还是不够。我就没再去。住家里，好歹不花钱。"

他拍了拍中山装的内兜。鼓鼓囊囊的。他掏出来，是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展开，是一张低保证。

"A4纸，打了几行字，盖了个红章。每月四百二十块。十四号打到卡上。我每月十四号去取。取了先买米，再买药，再买点咸菜。一个月能省下二十块。存着。存了三年，存了七百块。上回眼睛花了，去卫生所看，花了三百二。还剩三百八。"

他把纸折回去，放回内兜。拍了拍。

"这就是我这辈子全部的财产。三百八。加一顶帽子。加一床被子。加一间没人来过的屋子。"

四、结案

老陈从所长办公室回来，脸色不太好。不是生气，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为难。

他把我拉到一边。

"所长说，按最低限度处理。批评教育，留违法记录，罚款走最低，两百。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从所里的'困难群众救助金'里出。别真从他那张低保卡里扣。"

"那拘留呢？"

"肯定不执行。七十以上。再说他那身子骨，进去两天就得送医院。"

老陈顿了顿。"另外，把他加到独居老人台账上。社区下周开始送餐、上门巡访。卫生所给他建个慢病档案。"

"这算……网开一面？"

老陈看了我一眼。"小周，咱干这行的，图啥？图的是这世上的理儿说得过去。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他这案子，真按条文办，罚两百、留记录，也没错。可你看看他——一个七十五岁的孤老头，连个家属都没有。你罚他的钱，是从他嘴里省下来的药钱。你留他的记录，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跟公家打交道。你说，咱这笔录做完了，让他背个'嫖娼'的名声回那条街上，他还能活几年？"

我没说话。

"咱能做的，就是别让他更难。"老陈说。"罚款所里出，记录照留——这是规矩，不能破。可该帮的，咱也别含糊。"

我点了点头。

回到办案区，老陈坐到孙友根对面。

"老孙，听我说。案子是这样的：嫖娼，违法，你认了。按法律，要罚款。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罚款从所里的救助金里出，不动你的低保钱。行政拘留，因为你年纪大了，不执行。但是——"老陈顿了顿，"违法记录会留在系统里。这个没法消。"

孙友根点点头。"我认。"

"你认就行。另外，从今天起，社区会把你纳入独居老人照顾。有人送饭，有人上门看。你身体不好，该吃药吃药，别省。"

老头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老陈。

"……你们管这个？"

"管。"老陈说。"这是我们的活儿。"

孙友根低下头。肩膀又抖了一下。

这回我知道，那是哭。

很小声的哭。像一个人躲在墙角，捂着嘴，把一辈子的委屈都捂在手心里。

五、天亮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让孙友根在留置室里靠了靠。其实也没睡。他坐着，帽子搁在膝盖上，眼睛闭着，可身子是僵的，像一根绷紧的弦。

我给他端了一碗泡面。红烧牛肉味的。所里值班室的存货。

他看了看，没接。

"我不吃这个。"

"你一天没吃饭了。"

"我不饿。"

"那你喝点汤。"

他接过碗，喝了两口汤。然后把面都挑给我。"我吃不了这些。我一顿就吃半碗粥。"

我把面吃了。

五点半，东方泛白。值班室的窗玻璃上，路灯的光慢慢暗下去。远处有环卫车的声音，"哗——哗——"，一下一下，像一把大扫帚在扫这座还没醒透的城市。

六点，办完了手续。罚款的单子签了，救助金抵了。记录录进系统。结案。

老陈把孙友根送到所门口。

清晨的风一吹，他中山装后背鼓起来，人瘦得像一层皮挂在骨头上。他戴上那顶旧帽子，回头冲我们鞠了个不太标准的躬。

"同志，耽误你们事了。我以后再也不糊涂了。"

老陈嗓子哑了："老孙，不是不让你糊涂——是别一个人扛。社区下周有独居老人登记，我给你报上去。"

老头愣了下，眼圈红了，没说话，转身走进晨雾里。

他走得很慢。一条老街，路灯灭了一半，影子拖得老长。

我跟老陈站在门口，看着他走。

走了大概五十米，他突然停下，回头看了看派出所的牌子。

然后他转过身，继续走。一步一步，驼着背，消失在街角。

老陈点了一根烟。他戒烟三年了，这是他今年头一根。

"小周，"他说，"你看见没，他鞠躬的时候，帽子往下掉的。他一手扶着帽子，一手按着中山装的扣子。那身衣裳，是他这辈子最好的衣裳了。"

我没说话。

"七十五岁，第一次进派出所。一辈子没犯过事，没跟人红过脸。临到头，栽在'嫖娼'上。"老陈吐了口烟。"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我把那碗泡面的碗洗了。放回柜子里。

心里堵得慌。

六、他的前半生

后来，我把孙友根的事从头到尾地查了一遍。不是办案需要。是我自己想搞清楚，一个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他的人生，我大概拼出了这么个轮廓——

一九五一年，腊月初八，孙友根出生在城南路一间土坯房里。他爹是码头扛包的，他妈是纺织厂的临时工。家里穷，揭不开锅是常态。

一九五六年，他五岁。妹妹孙友兰出生。他妈产后大出血，当天夜里就没了。他爹抱着兰兰，在炕沿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把兰兰送给了外地来的一个女人。那女人说，带去南方，能吃上白米饭。

孙友根追出去，在巷口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留下一块疤。这块疤他记了一辈子。

一九六九年，他十八岁，进了红光棉纺厂。在锅炉房烧锅炉。一烧就是二十九年。锅炉房热，夏天四十五度。他光着膀子铲煤，一天铲八百铲。肩膀上的肉，从硬到软，从软到厚，最后变成一块死肉。

一九七九年，他二十八岁。经人介绍，认识了织布车间的李秀芳。李秀芳比他小三岁。瓜子脸，单眼皮，笑起来右边有一个酒窝。她每天从锅炉房门口经过，送纱锭。他帮她搬。一来二去，就好上了。

结婚那天，没办酒。两床被子合一块儿，就算成家了。厂里分了一间平房。十二平米。一扇窗户，正对着锅炉房的大烟囱。

婚后头几年，日子还过得去。秀芳能挣三十八块，他能挣四十二块。加起来八十。够吃，够穿。可没孩子。秀芳的身子在厂里落了病，月经不调，一直没怀上。后来去查，说是子宫内膜结核，治不好了。

他们就没再要。

这成了孙友根一辈子最大的遗憾。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接。因为我知道，有些遗憾，你没法安慰。

一九九八年，棉纺厂倒闭。红光新村塌了。厂里的职工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南方，有的摆了摊，有的回了老家。孙友根领了三万一千块买断工龄。三万一千块，三十一年工龄，一年一千。

他用这钱买了一间小平房。就是城南路四十七号那间。十六平米。一扇窗户。没暖气。

然后他开始修自行车。在桥头摆了个摊。一个工具箱，一把打气筒，一个马扎。一天挣个十块八块的。够他和秀芳吃饭。

秀芳在街口卖过一阵子冰棍，后来身子不行了，就在家待着。她织毛衣，织了拆，拆了织。把一件旧毛衣织成围巾，围巾拆了织成帽子。她死的时候，箱子里还留着半件没织完的毛衣。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李秀芳走了。肺癌。发现就是晚期。没治。她走的那天，孙友根买了一条鲫鱼，想给她熬汤。回来，人已经凉了。

他给她盖好被子。坐在炕沿上，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去社区报了死亡。社区派人来，拉走了。火化。骨灰盒搁在柜子上。

他没有钱买墓地。

后来社区搞公益墓园，给他分了一小块。他把秀芳葬了。立了块碑。碑上只刻了三个字：李秀芳。

从那以后，他一个人过。

二十三年。

一个人住一间十六平米的屋子。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醒来。一个人过春节，一个人过中秋，一个人过生日——其实他不过生日，因为没人记得。

他的日子是这样的：

早上六点起床。生炉子。煮粥。一锅粥，一天三顿。中午热一下，晚上再热一下。

七点半，出门。去桥头，坐他的马扎上。面前摆着工具箱。等人来修车。有时候一上午没人。他就坐着，看街。看人走路，看狗打架，看阳光从街这头移到街那头。

中午回家。热粥。就着一碟咸菜。咸菜是他自己腌的。萝卜、黄瓜、白菜。一块钱一袋的盐，能用三个月。

下午再去桥头。坐到五点。收摊。回家。煮粥。热粥。

晚上，灯不开。省电。他坐在炕沿上，摸黑。有时候听听墙角的收音机。收音机是九几年的，电池得去小卖部买。一块五一节。他一个月用两节。

十点，睡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没人跟他说话。没人问他冷不冷、饿不饿、吃药了没。没人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是社区发的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不能上网。一年到头，一个电话都没有。

我问过他，这二十三年，最难的是啥。

他想了很久。

"不是饿。不是冷。是夜里。"他说。"夜里醒过来，屋里黑。静。一点声儿都没有。你连自己还活着没，都不知道。我就使劲咳两声。咳出声来，就知道，哦，还活着。"

"后来呢？"

"后来咳也没用了。就睁着眼，等天亮。天一亮，我就活过来了。"

七、那五十块

我再讲讲那五十块钱的事。

孙友根一个月低保四百二。他的开销是这样的：米，四十块。面，二十块。油，十五块。咸菜，十块。药，一百二——降压药、治气管的、止疼的。剩下的两百多，他攒着。

攒着干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大概是怕万一哪天病重了，要花钱。

所以五十块，对他来说，不是小钱。是一个多月的药钱。是五个月的咸菜钱。

他怎么会揣着五十块，去敲那扇绿铁皮门？

后来的那天下午，我在所里坐不住，跟老陈请了假，骑车去了城南路四十七号。

红光新村三栋一单元一楼右门。

门是木头的，刷了层暗红色的漆。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灰白的木头底。门框歪了，用一块砖顶着。

我敲了三下。

没人应。

我又敲。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孙友根站在门口。他换了件衣裳——还是那件蓝布中山装，可洗过了，领口的毛边更明显了。帽子还在头上。

他看见是我，愣了一下。

"同志……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他侧过身子，让我进去。

屋里比我想象的还小。十六平米，没客厅，没卧室，一进门就是一间屋子。靠窗一张炕，铺着一床旧棉被，被面洗得发白。炕头放着一个枕头，枕巾上有块补丁。

墙角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旁边是一个药瓶，瓶盖开着，里面剩了几片药。

桌子底下有个小柜子，柜门半开着，里面是几袋挂面和一个塑料袋，装着咸菜。

窗户很小。玻璃上糊着一层塑料布，用胶带粘着。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山墙。两栋楼之间隔了大概三米。对面楼的人家，晾着衣服。一条红色的秋裤，在风里晃。

这就是他住了二十三年的地方。

"坐。"他把马扎让给我。自己坐在炕沿上。

我坐下。马扎有点矮，膝盖顶着胸口。

"老孙，"我说，"我有个事想问你。"

"嗯。"

"昨晚上……那五十块钱。你怎么会有五十块钱？你不是说，一个月就剩二十块吗？"

他沉默了很久。

"那是……攒的。"

"攒的？"

"嗯。我每个月从药钱里省五块。降压药，医生说一天一片。我两天吃一片。省下一半。一个月能省六十。我攒了……攒了十一个月。"

他抬起头，看着我。

"那五十块，是我攒着……万一哪天真的不行了，打车去医院用的。"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对面楼那台老式空调外机在响。

"你为什么……"我问，"为什么最后用了？"

他低下头。手指头又开始摩挲帽檐。

"那天……是她生日。"

"谁？"

"秀芳。九月十四号。阴历八月十六。她活着的时候，爱吃月饼。中秋节一过，她就把月饼藏起来，一天吃一小块。说舍不得。我说，你吃你的，我给你买。她说，一块月饼要两块五，够买一捆葱了。"

他的声音又哑了。

"昨天是八月十六。她生日。我早上起来，煮了锅粥。对着柜子上的骨灰盒，说，秀芳，生日快乐。我说，我给你留了月饼。我从柜子里拿出一块月饼——去年中秋社区发的，五仁的，我没舍得吃，用塑料袋包着，放在柜子里。拿出来，皮都硬了。我掰了一小块，放她盒前面。"

"然后呢？"

"然后我就出门了。我不知道去哪儿。我就走。顺着马路走。走到棚户区那边。以前那是厂里的家属院，我熟悉。走到那栋楼底下，我想起来，兰兰以前住一楼左门。我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后来我就敲门了。"

他停了很久。

"我进去。那个姑娘问我，大爷你来干啥。我说，我就坐坐。她说，坐坐也行，五十块。我说，我有。然后我把那五十块掏出来。放在床上。她看见了，说，大爷，你这钱……我说，你拿着。她说，你为啥给我这么多。我说，今天是我老伴生日。她不说话了。后来她就给我剥橘子。"

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我这辈子，就剩那五十块。是给我自己留的救命钱。可我昨天，给了那个姑娘。因为我……我实在太想有个人，跟我说两句人话了。"

他的声音彻底没了。嘴唇在抖。

"我就想……有个人，挨着我坐一会儿。说两句。哪怕是为了钱。只要她开口跟我说话，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这世上还有人知道我活着。"

他低下头。肩膀抖。

这次是那种压着的哭。像一个人把脸埋在枕头里，可枕头不够厚，声音还是漏出来了。

我在那间十六平米的屋子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秋裤在风里晃。对面楼有人炒菜，油烟从窗户飘出来，带着一股葱花的味道。

"老孙，"我最后说，"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所里找我。或者打那个老年机。"

他点点头。没抬头。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坐在炕沿上。驼着背。帽子在头上。双手放在膝盖上。

像一座塌了一半的老房子。

八、台账

老陈没食言。

那个星期，孙友根被加进了独居老人台账。社区的人上门，给他做了登记。问了他一堆问题：有几个孩子、有没有亲戚、每月收入多少、身体有什么病、需不需要送餐……

他答得很慢。每个问题都得想一会儿。好像一辈子没被人这么仔细地问过。

送餐是从第二周开始的。社区食堂做的，两素一荤，装在塑料盒里，用保温袋提着。送餐的是个小姑娘，二十出头，叫王芳。她每天中午十一点半过来，把饭盒递给孙友根，说一句"爷爷，吃饭了"。

孙友根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爷爷"，愣了半天。然后他低下头，接了饭盒，说："谢谢你啊。"

声音很小。像怕被人听见。

王芳后来跟我说，她每次去，孙友根都在门口等着。不说话，就站在那儿。她把饭盒递过去，他双手接，像接什么贵重东西。然后她就走。走出几步，回头看，他还站在门口，看着她走。

有一次天下雨。王芳骑电动车，摔了一跤，膝盖破了。她迟到了半个小时。到了孙友根门口，他站在雨里，没打伞。

"爷爷，你怎么不进屋？"

他说："我……我等你。"

王芳说，她当时鼻子一酸，差点哭了。

卫生所也上门了。给他建了慢病档案。量血压，一百七十。太高了。医生给他调了药。一个月的药，社区补贴之后，只要二十块。

他还嫌贵。

医生跟他说："孙大爷，二十块，你一个月四千二的低保，掏得起。"

他把"四千二"记成了"四百二"。纠正了好几次才记住。

重阳节那天，社区搞活动。在居委会的小礼堂里，请了所有独居老人。发了月饼，发了毛巾，还有个小戏班子唱了段京剧。

孙友根去了。坐在最后一排。帽子摘了，放在膝盖上。手里攥着那块月饼——五仁的，今年新的，皮软的——没舍得吃。

旁边坐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也是一个人。她看了他一眼，说："你也是一个人？"

他说："嗯。"

她说："我也是。"

两个人就没再说话。可从那以后，每次活动，他们都坐一块儿。

老太太姓赵。赵桂兰。老伴儿也是棉纺厂的，死了八年了。两个没儿没女的人，就这么凑到了一起。

后来孙友根跟我说："赵姐她……心眼好。她给我缝了条秋裤。说我那条破得不像样了。我说我自己会缝。她说你那叫缝吗？你那是拿铁丝缠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动了动。像是要笑。

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有要笑的意思。

九、过年

二〇二七年的春节，是孙友根二十三年里，头一回没一个人过。

腊月三十那天，王芳送完最后一顿午饭，对他说："爷爷，今天晚上，所里的同志要来看您。"

"来看我？"

"嗯。陈警官和小周警官。给您带了饺子。"

他愣了。

"……还带饺子？"

"嗯。他们怕您一个人吃不上饺子。"

他低下头。没说话。

下午四点，我和老陈拎着一袋东西，去了城南路四十七号。

饺子是食堂提前包好的，猪肉白菜馅的。还有两斤排骨、一桶油、一袋米、一箱奶、一副春联、一个福字。

到了门口，我敲了三下。

门开了。

孙友根站在门口。他今天穿了件干净的衣裳——还是那件蓝布中山装，可浆洗得很挺。帽子也新了一点，不是那顶油亮的，是一顶灰蓝色的，看着像个正经帽子。

他看见我们，嘴唇动了动。

"同志……"

"老孙，"老陈把手里的东西举起来，"过年了。给您送点吃的。"

他侧过身子，让我们进去。

屋里不一样了。桌上摆着两副碗筷——是社区新发的，不锈钢的。墙上贴了一张年画，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鱼。窗户上的塑料布换了新的，透明。阳光能透进来。

最不一样的是，屋里有一股热气。是炉子上坐着一锅水，咕嘟咕嘟地响。

"你在烧水？"我问。

"嗯。给你们沏茶。"

他搬了两个马扎，让我们坐。自己坐在炕沿上。

老陈把饺子放进锅里。烧水煮。水蒸气冒上来，模糊了窗户。

我们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社区的送餐，说卫生所的药，说赵桂兰给她缝的秋裤。

"老孙，"老陈说，"今年过年，有人陪你吗？"

他愣了一下。

"赵姐……她说，初一来看我。给我带她腌的蒜。"

"那挺好。"

"嗯。"

饺子煮好了。捞出来，装进碗里。三碗。我和老陈各一碗。他一碗。

他看着那碗饺子，没动筷子。

"怎么不吃？"老陈问。

"我……"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多少年没吃过猪肉白菜馅的饺子了？"

我和老陈对视了一眼。

"五年？六年？"他自言自语。"秀芳活着的时候，每年过年都包。她擀皮儿，我调馅儿。她说我调的馅儿太咸。我说咸了好吃。她就少放点盐。后来她走了，我就没再包过。一个人，包那么多干啥。"

他拿起筷子。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

"跟她包的一个味儿。"他说。

然后他低下头，肩膀抖。

没哭出声。可那碗饺子，他一口都没再吃。就那么放着。筷子搁在碗上。

老陈把他的碗端过来，把自己碗里的饺子拨了一半给他。

"吃吧，老孙。今天是过年。得吃饱。"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老陈。

"陈同志……"

"嗯。"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老陈没说话。低头吃饺子。

"我嫖娼，犯法。你们罚了我，还来看我。为啥？"

老陈放下筷子。

"老孙，你听我说。你犯法了，是事实。该罚的，我们罚了。可你也是个人。是个人，就得有人管。这是我们的活儿。"

孙友根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点了点头。拿起筷子，把那碗饺子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十、余生

从那以后，孙友根像是换了一个人。

不是说他变开朗了，变爱说话了。他这辈子都那样，改不了。可他眼里那层灰，好像淡了一点。

他开始去社区的活动室。那里有个象棋桌。他不会下，就站着看。看了一星期，学会了。跟一个八十岁的老头下了三盘，赢了两盘。

他把那顶油亮的旧帽子换了下来，戴上了灰蓝色的那顶。帽子底下，头发剪短了，整齐了。

他开始洗脸。每天早上起来，舀一瓢水，把脸擦干净。毛巾是社区发的，白的，没用几天就黑了。

他还开始扫楼道。

红光新村的楼道没人扫。碎玻璃、烂菜叶子、烟头、狗屎。他拿了把扫帚——社区给的，竹枝的——每天扫一层。从一楼扫到三楼。扫出来的垃圾，装进塑料袋，系好，放到楼下的垃圾桶里。

有人问他，你扫这干啥。

他说："我住这儿。"

就三个字。可那意思，谁都听得懂。

他是在管这个家。

他这辈子没家了。爹妈没了，妹子送人了，老伴走了，没儿没女。可这栋破楼，这条破街，这间十六平米的屋子，是他最后的家。

他得管。

二〇二七年春天，我调了岗。从城关派出所调到了市局的户政科。不用再值夜班，不用再出警。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办户口迁移。

可我还是会想起孙友根。

有时候周末，我骑车经过红光新村，会拐进去看看。他的屋子还是那扇暗红色的木门，柜子顶着门框。门口偶尔摆着一双干净的布鞋。

有一次，我看见他和一个老太太在楼下的小卖部门口站着。老太太拎着一袋蒜。他拎着一捆葱。

两个人没说话。就那么站着。阳光照在他们背上。

我觉得，这就够了。

二〇二七年八月，老陈退休了。所里给他办了个简单的欢送会。一束花，一个保温杯，一张合影。

他走之前，把我叫到一边。

"小周，红光新村那个老孙，你记着点。隔三差五去看看。他没家属。咱就是他家属。"

我点了点头。

"还有，"老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我。"这里头一千块。是我攒的。你替我给他。就说……就说所里发的慰问金。"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

"你自己不留着？"

"我留着干啥。"老陈笑了笑。"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次。我跟老伴儿俩人，花不了多少。他不一样。他一个人。"

他把烟点了。深深吸了一口。

"小周，我干了二十六年片警。送走的人不少。可我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个孙友根。他这辈子，没害过人，没偷过东西，没跟人红过脸。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活着。活着活着，就活成了透明人。街上没人看见他。邻居没人搭理他。连他自己都快看不见自己了。"

"他那天跟我说，晚上醒过来，咳两声，才知道自己还活着。你听听这话——一个人得孤独到什么份上，才要靠咳嗽声确认自己还活着？"

他把烟掐灭。

"咱们干这行的，抓人是本事。可有时候我觉得，能记住一个人，比抓一百个坏人，更有用。"

十一、尾声

二〇二八年春天，孙友根七十六岁。

老陈托人给我带话，说老孙身体还行。血压稳定了。每天去社区吃午饭，晚上自己煮粥。和赵桂兰处得不错。两个人没事就坐在楼下的台阶上，一人一捆葱，晒太阳能晒一下午。

我说，有空我回去看他。

可我一直没去。

工作忙。户政科的事杂。结婚、生子、搬家。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孙友根在我脑子里的样子，慢慢模糊了。只剩下一些碎片：一顶油亮的旧帽子，一双用铁丝缠着的布鞋，一碗没吃完的饺子，一句"通知阎王爷吗"。

我以为他会一直那样活着。像街角的一棵树，枯着，可还站着。

二〇二八年九月十四日。

他老伴儿的生日。也是他被抓的那天。两年整。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九点。走出户政科的门，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秋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桂花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他。

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后半夜。他坐在审讯椅上，低着头，捧着那顶旧帽子，说：

"同志，你别问了。我这辈子，活着的人没一个，死去的人一大堆。你让我通知谁？通知阎王爷吗？"

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口上。两年了，没拔出来。

我拿出手机，翻到那个号码。社区发的老年机。我存下来的。号码后面，我备注了三个字：孙友根。

我拨了过去。

响了很久。

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遍。

还是没人接。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打车，直奔红光新村。

三栋一单元一楼右门。

木门紧闭。暗红色的漆。柜子顶着门框。

我敲门。"孙师傅！孙师傅！"

没人应。

我推了推门。没锁。门开了一条缝。

我走进去。

屋里很暗。没开灯。窗帘拉着。那股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潮湿的被褥、廉价的肥皂、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药味。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炕上躺着一个人。

盖着那床洗得发白的旧棉被。被子下面，身体很小，缩成一团。像一片叶子，风一吹就走。

我走过去。

"孙师傅。"

他没动。

我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

凉的。

脸上有一种奇怪的平静。像一个人终于睡着了，再也不用咳两声来确认自己还活着。

桌上的搪瓷缸子还在。缸子上"先进工作者"几个红字，褪得只剩个影子。

药瓶开着。里面的药片撒在桌上，像几粒白色的沙子。

墙角的柜子上，骨灰盒还在。李秀芳。三个字。

骨灰盒前面，放着一块月饼。五仁的。今年的。皮软的。

咬过一口。

我站在那间十六平米的屋子里。手电筒的光照在天花板上，像一个小小的太阳。

外头，对面的楼里，有人在炒菜。油烟从窗户飘出来，带着一股葱花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两年前，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同志，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我当时没回答。

现在我想回答他。

可他已经听不见了。

后来，我和老陈去送了他最后一程。

社区给办的丧事。简简单单。一口薄皮棺材。一辆旧面包车。拉到城郊的公墓。和秀芳合葬了。

墓碑上刻着：孙友根，一九五一年至二〇二八年。

下面一行小字，是他妹子孙友兰刻的。

我们谁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的。只看见那行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哥，我来接你回家。"

赵桂兰在墓前站了很久。手里拎着一袋蒜。

她把蒜放在墓碑前，说了一句："老孙，蒜给你腌好了。你在那边，记得吃。"

然后她转过身，驼着背，一步一步地走了。

阳光很好。照在那块新立的墓碑上。

我站在那儿，想起他的一生。

爹妈早逝。妹子五岁被送走。老伴儿肺癌走了。没儿没女。一个人住二十三年。靠四百二低保活着。省下药钱，攒了五十块，给了那个给他剥橘子的姑娘。

他这辈子没害过人。没偷过东西。没跟人红过脸。

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活着。

活着活着，活成了透明人。

没人看见他。邻居没人搭理他。连他自己都快看不见自己了。

可他临走那天，九月十四号，他老伴儿的生日。

他吃了一口月饼。

五仁的。今年的。皮软的。

这说明，有人记得他。

那个给他送月饼的人——那个叫赵桂兰的老太太——记得他。

社区那个送饭的小姑娘记得他。

我和老陈，记得他。

这就够了。

一个人生在人世间，能有三五个人记得你，哪怕你只是一片叶子，也算是，没白活过。

回到所里，我在值班室的挂钟底下坐了很久。

挂钟一格一格地走。"嗒、嗒、嗒"。像时间的齿轮，碾过一个又一个像孙友根这样的人。

我翻开笔录本。找到那一页。

孙友根。七十五岁。嫖娼。罚款两百，所里救助金抵扣。行政拘留不予执行。违法记录留档。

笔录最后一页，他的签字。笔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可每个字都清楚：孙友根。

我把那一页纸，从本子上撕下来。

折好。放进抽屉里。

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会把它拿出来，讲给新来的辅警听。

讲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在一个后半夜，坐在审讯椅上，低着头，捧着一顶旧帽子，说：

"同志，你别问了。我这辈子，活着的人没一个，死去的人一大堆。你让我通知谁？通知阎王爷吗？"

那一刻，全屋的人都沉默了。

因为我们知道，他说的不是气话。

他说的，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把所有委屈都说出来了。

而那句话的重量，比我们办过的任何一桩大案，都要沉。

（全文完）

以上就是苏州惠诚律师事务所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亲戚偷人家电动车被抓了，被诈骗报案材料怎么写样本”相关内容，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欢迎咨询我们的在线律师。

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天津格林国际幼儿园学费，人体结构几何体速写

内容投稿：湛文然

内容审核：王琳律师

• 人体结构几何体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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