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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岁那年秋天，我查出了糖尿病。

拿到化验单那天，县医院的走廊里飘着一股消毒水和陈旧地板蜡混合的味道。我把单子折了两折，塞进棉袄内兜，没跟老伴说，自己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回了家。路上风大，吹得我眼睛发酸。我想，七十了，高血压十年，痛风五年，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肥大、老年斑、白内障早期——这些毛病哪个不是疼起来要命？可都熬过来了。再加一个糖尿病，又能怎样？

后来我才明白，所有病痛皆可将就，唯有糖尿病，是余生最难熬的纠缠。

我叫赵德厚，今年七十五。退休前是县农机厂的八级钳工，一辈子跟铁疙瘩打交道，手上全是疤和茧子。老伴叫孙秀兰，比我小两岁，退休前在供销社站柜台。我们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省城安了家，女儿嫁到了邻县。按理说，我这把年纪，有退休金，有医保，儿女孝顺，该是享清福的时候了。可糖尿病这东西，它不让你享福。它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从你七十岁那年开始，一点一点把你捆起来，捆到七十五岁，你才发现，自己已经动弹不得了。

我得从头说起。

七十岁那年，我其实已经感觉不对了。夜里起夜三四次，口干得像含了把沙子，喝水喝到肚子胀，还是渴。人瘦了一圈，裤腰带松了两扣。老伴说："你这是老了，代谢慢了。"我也这么想。人老了嘛，哪个部件不出点毛病？将就着过呗。

可那天在菜园里浇菜，我忽然眼前一黑，手里的瓢掉在地上，整个人往旁边歪。老伴在屋里喊我吃饭，没应声，出来一看，我坐在地上，脸色煞白，额头上一层冷汗。她吓坏了，叫了邻居帮忙把我送到县医院。

急诊室的医生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戴副眼镜，说话不急不慢。他给我测了血糖，指尖血，仪器上跳出来一个数字：18.6。他说："大爷，你这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得住院。"

我躺在急诊科的推床上，听他跟老伴交代病情。酮症酸中毒——这词儿我头一回听说。老伴问严重不严重，医生说："再晚来半天，人可能就没了。"

我闭上眼，心想，七十了，走也走得了。可老伴在旁边掉眼泪，我睁开眼，看见她眼角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我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背，说："没事，住两天院就回去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住院。住了十二天。每天扎手指测血糖，一天七次。护士拿针扎我指尖，扎到后来，十个指头全是针眼，碰一下都疼。老伴说："你这手，跟筛子似的。"我笑："筛子好，漏糖。"

可住院那十二天，我学会了一件事：糖尿病不是病，是规矩。它给你定规矩，你照着做，它能让你活着；你不照着做，它要你的命。

规矩第一条：管嘴。

我一辈子好吃。年轻时在厂里，中午带饭，别人带窝窝头咸菜，我带红烧肉炖粉条。老伴做的红烧肉是一绝，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可住院第三天，医生拿来一张单子，上头列着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我扫了一眼，红烧肉在"绝对禁止"那一栏。我指给老伴看，她眼圈红了，说："以后咱不吃了。"

不吃了。说起来容易。可你知道一个吃了七十年红烧肉的人，突然告诉他这辈子再也别想了，是什么滋味吗？出院那天，路过菜市场，肉摊上挂着一排排五花肉，白里透红，油光锃亮。我站那儿看了几秒钟，老伴拽我袖子："走了。"我嗯了一声，迈开腿，没回头。

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我满脑子都是红烧肉的味道。那肥膘在锅里煎出油，滋啦一声，香味能飘三条街。我咽了口唾沫，嘴里发苦。老伴在旁边翻了个身，说："德厚，睡吧。"我说："嗯。"闭上眼，还是那口锅，那块肉，那声滋啦。

规矩第二条：吃药。

二甲双胍、格列齐特、阿卡波糖——这些名字我背了三天才记住。每天早晚各一次，饭前饭后有讲究。老伴拿个小药盒，分成七格，每天帮我装好。可人老了，记性差。有时候吃了药转头就忘，又吃一遍。有一次我一天吃了两次格列齐特，晚上血糖低到3.2，浑身出冷汗，手抖得端不住碗。老伴赶紧给我灌了半杯糖水，我才缓过来。从那以后，她在药盒上贴了张纸条："吃了打勾。"

规矩第三条：测血糖。

出院时医生给配了个血糖仪，让我每天自己测。我拿着那玩意儿研究了半天，针扎下去，血挤不出来，换根手指，又扎，还是不行。老伴夺过去，三下五除二给我扎好了，说："你这手，钳工当了四十年，连个血糖仪都使不好。"我嘿嘿笑，笑完低头看那滴血滴在试纸上，仪器上跳出一个数字：9.8。医生说空腹控制在7以下才算及格。9.8，不及格。

我把血糖仪放下，坐在炕沿上，忽然觉得累。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七十岁的人了，每天扎手指、吃药、算热量，跟坐牢似的。老伴在灶房里做饭，锅铲碰着铁锅，叮当响。我听着那声音，想起年轻时，我站在灶台前给她炒鸡蛋，她从背后抱住我的腰，说："德厚，你做的饭比我的好吃。"那时候没有糖尿病，没有规矩，只有两个年轻人，和一锅冒着热气的炒鸡蛋。

可日子得往下过。我慢慢学会了跟糖尿病相处。说"相处"好听，其实就是认了。认了不能吃甜的，认了不能吃油的，认了每顿饭前先吃药，认了每天扎手指像交作业。老伴把家里的米面换成了荞麦和燕麦，炒菜不放糖，肉只买瘦的，炖汤撇油撇三遍。她说："咱不图好吃，图活着。"

可活着和活着不一样。以前活着是滋味，现在活着是凑合。

七十一岁那年，我的脚开始出问题。

先是脚趾头发麻，像踩在棉花上。我以为是坐久了，血液循环不好，没当回事。后来麻的范围往上走，脚背、脚踝，像有无数根针在扎。去医院看，医生说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不可逆。我问什么叫不可逆，医生说就是好不了。我说那怎么办，医生说："控制血糖，延缓发展。"

延缓发展。又是这四个字。好像我这辈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延缓"两个字上。延缓失明，延缓截肢，延缓肾衰。糖尿病像个慢性刽子手，不急着砍你，它慢慢磨你，磨到你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忍耐。

脚麻了以后，走路成了问题。以前我每天早上去河边遛弯，走三公里，跟老伙计们下棋、聊天。现在走不了了。脚底像踩在碎玻璃上，每走一步都疼。老伴给我买了根拐杖，我说不要，她说："你要是摔了，咱家就完了。"我低头看那根拐杖，枣木的，沉甸甸的。我一辈子没用过拐杖，钳工的手，走路带风。现在七十出头，就得拄拐了。

更糟的是，我的眼睛开始模糊。

白内障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医生说我两只眼睛的晶状体都浑浊了，得手术。手术安排在县医院，局麻，二十分钟。我躺在手术台上，看见医生拿刀在我眼球上划，虽然不疼，但那种感觉——有人在你眼睛上动刀子——一辈子忘不了。手术做完，视力恢复了些，可医生说："你眼底有出血，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没法手术，只能控制。"

控制。又是控制。我这一生，年轻时候控制车床的转速，中年控制家里的开支，老了控制血糖。可车床听我的，血糖不听。它想高就高，想低就低，我拿它一点办法没有。

七十二岁，我的肾出了问题。

体检报告上，尿蛋白两个加号。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说："赵师傅，你得开始注意了。糖尿病肾病是一步步发展的，你现在二期，控制好了能稳住，控制不好，最后得透析。"

透析。这两个字像一记闷棍，砸在我后脑勺上。我有个老工友，叫老刘，也是糖尿病，六十八岁开始透析，一周三次，每次四个小时，躺在那儿，血从管子里抽出来，过滤完了再输回去。他跟我说："德厚，透析不是治病，是续命。续一天算一天。"老刘去年走了，走的时候瘦得皮包骨，身上全是针眼。他老伴哭着跟我说："他走前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查出来就……"她没说完，我懂。

从医院回来，我坐在炕上，把体检报告折了又折，最后撕了。老伴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她看见我手在抖，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认真想死这件事。不是想自杀，是想，如果哪天真到了透析那一步，我该怎么办。我舍不得老伴，舍不得儿女，舍不得这条命。可我也怕，怕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儿子在省城，房贷车贷，压力不小。女儿在邻县，婆家事多，也顾不上。老伴六十八了，身体也不好，高血压、关节炎，她照顾我已经吃力了。如果我再透析，她得陪我去县医院，一周三次，每次来回两个小时。她那身子骨，撑得住吗？

我不敢想。

七十三岁，我的生活彻底变了样。

以前我还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走，现在走不了了。脚底溃疡——就是脚底烂了个洞，不疼，因为神经已经坏死了，可它不愈合。医生给我清创，用剪刀剪掉烂肉，上药，包扎。每次去换药，我都看见那些年轻护士皱眉头。不是嫌弃，是惋惜。她们大概在想：这么大岁数了，遭这罪。

脚底溃疡让我不能走路了。我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老伴推着我去院子里晒太阳，我仰着脸，看天上的云。以前我嫌云走得慢，现在觉得它快。它一天能走八万里，我一天走不了八步。

吃饭成了最大的折磨。不是没得吃，是选择太少。米饭不能吃太多，面条不能吃，馒头只能吃半个。菜只能水煮或清蒸，不能放糖，不能放太多油。老伴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凉拌黄瓜、清炒苦瓜、水煮白菜、蒸鸡蛋羹。她说："德厚，你再忍忍。"我说："忍着呢。"可我心里想，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七十四岁，我住进了ICU隔壁的内科病房。

这次是因为低血糖昏迷。老伴给我吃了药，忘了给我吃饭，血糖降到2.1，我直接晕过去了。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宿，醒了。老伴坐在床边，眼睛肿得像桃子。她说："德厚，我对不起你。"我说："不怪你。是我自己忘了吃。"她说："我以后每顿饭都盯着你吃。"我说："你盯不住。这病盯不住。"

那次出院后，我的记忆力明显不行了。医生说可能是低血糖伤了脑细胞，不可逆。我又多了一个不可逆。不可逆的脚麻，不可逆的眼底出血，不可逆的肾损伤，不可逆的脑损伤。糖尿病像个贪得无厌的强盗，一样一样从我身上拿走东西，拿走就不还。

我开始写日记。不是想写什么大道理，是想记着。记着今天吃了什么，血糖多少，脚疼不疼，眼睛看不看得清。我想，万一哪天我糊涂了，老伴可以拿着这本日记，知道我每天是怎么过的。日记的第一页，我写："七十岁以前，我活了一辈子。七十岁以后，我熬了一辈子。"

七十五岁，也就是今年。春天的时候，我的脚底溃疡终于愈合了。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因为糖尿病足溃疡的愈合率很低。老伴高兴得哭了，说："德厚，你的脚好了，能走了。"我试着下地，走了两步，脚底钻心地疼。医生说神经还在恢复，疼是好事，说明神经活着。我笑了，说："活着就好。"

可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糖尿病不会放过我。它今天让我脚好了，明天可能让我的眼睛瞎了，后天可能让我的肾停了。它像个猫捉老鼠的游戏，猫不急着吃你，它玩你，玩到你精疲力尽，然后一口咬断你的喉咙。

有时候我想，如果七十岁那年，我早一点查出血糖高，早一点控制饮食，早一点吃药，是不是不会这样？可医生说，糖尿病是生活方式病，也是基因病。我爸就是糖尿病，六十岁走的，走的时候也是烂脚。我可能从出生就带着这个基因，只是年轻时没爆发。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土里，等到了合适的温度、湿度，它就发芽了。我的温度，是年纪大了代谢慢；我的湿度，是这辈子吃了太多油、太多糖、太多好东西。

我这一生，吃过苦，也享过福。年轻时在厂里，三班倒，累得回家倒头就睡。可那时候身体好，吃嘛嘛香。中年时当了车间主任，应酬多，酒桌上一杯接一杯，大鱼大肉。那时候觉得，能吃是福，能喝是量。现在才知道，那些福和量，都是提前透支的。糖尿病就是账本，你年轻时候吃进去的每一口甜的、每一口油的，它都给你记着，到了七十岁，连本带利，一笔一笔跟你算。

老伴现在每天给我测血糖。她学会了扎手指，比我还熟练。她说："德厚，你这手指头，比年轻时还嫩了。"我笑："扎的。"她笑："扎的。"

昨天，儿子从省城回来了，带了些水果。他挑了个橘子，剥了皮，递给我一瓣。我放进嘴里，酸甜的汁水在口腔里爆开。我嚼着，忽然眼泪就下来了。儿子吓了一跳，问："爸，怎么了？"我说："没事，橘子酸。"他不知道，这是我查出糖尿病以来，五年里吃的第一口水果。医生说可以吃一点低糖水果，可老伴不敢给我买。她说："万一吃出事来呢？"我说："万一吃出事来，也是甜的。"

我把那瓣橘子咽下去，闭上眼，慢慢品那个味道。酸甜的，像我这一辈子。年轻时甜多酸少，老了酸多甜少。可不管甜还是酸，都是滋味。没有滋味的人生，才叫白活了。

今天早上，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老伴在灶房里煮粥，是燕麦粥，不放糖。我闻着那股燕麦的香味，忽然觉得，活着挺好。虽然不能吃红烧肉，不能走路，不能看清楚报纸上的字，可我还能晒太阳，还能听老伴在灶房里忙活的声音，还能尝到一瓣橘子的酸甜。

糖尿病是我余生最难熬的纠缠。它捆住了我的身体，捆住了我的嘴，捆住了我的自由。可它捆不住我的心。我心里记得红烧肉的香味，记得年轻时老伴从背后抱住我的腰，记得儿子第一次叫爸爸，记得女儿出嫁那天我躲在房里掉眼泪。这些记忆，糖尿病拿不走。

七十岁那年，我以为糖尿病不过是又多了一个将就的病。现在七十五了，我知道它拿不走我的全部。它拿走了我的脚，拿不走我走过的路。它拿走了我的眼睛，拿不走我见过的光。它拿走了我的甜，拿不走我记得的甜。

老伴端着粥出来了，放在我面前的小桌上。她说："德厚，趁热喝。"我端起碗，粥是温的，不烫嘴。我喝了一口，燕麦的香味在嘴里散开。我抬头看天，蓝天上飘着一朵云，慢悠悠的，像我年轻时候那样。

我说："秀兰，明天给我蒸个窝窝头吧。"

她说："好。"

我说："放点红枣。"

她愣了一下，说："医生说不能吃甜的。"

我说："就放两颗。两颗不算多。"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然后她点头，说："好。放两颗。"

我笑了。七十五岁了，还能为一口窝窝头里的两颗红枣笑出来。这病，它赢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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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信用卡透支70万无力偿还怎么办，信用卡透支7500元

内容投稿：姜悦

内容审核：王钏屹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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