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行贿罪的规定是什么，帮助犯一般判几年

很多经营者有一个惯性认知：只有给国家工作人员送钱才构成行贿犯罪，给民营企业员工“好处费”最多是商业潜规则。这个认识是危险的。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专门规定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规制向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本文将围绕该罪的构成条件、常见误区和刑事风险边界进行拆解。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究竟规制什么行为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理解这条规定，需要抓住三个关键词。第一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指向的是公司、企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非公务员、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是所有给好处都构罪，主观目的必须是谋取不正当利益。第三是“数额较大”，没有达到法定数额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

这个罪名与对个人行贿、单位行贿不同，它针对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向企业工作人员输送利益的行为，常出现在采购、销售、审批、招投标、验收等环节。

四个构成条件需要同时满足

认定是否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通常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逐一审查。

一是主体条件。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单位，都可能成为本罪主体。企业经营者、业务负责人、具体经办人员均可能涉及。

二是对象条件。行贿对象必须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这里的关键不是对方所在单位的性质，而是其是否从事公务。例如，国有控股公司中的普通采购员，如果其岗位不涉及从事公务，也可能被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反之，如果在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则应适用行贿罪或单位行贿罪的规定。

三是主观目的。必须“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也是实践中争议最多的部分。什么属于“不正当利益”，不能仅凭日常语感判断。根据司法解释，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提供帮助或方便条件，都可能被认定为不正当利益。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竞争性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也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是行为与数额。需要有实际给予财物的行为，包括主动给予，也包括经对方索取后给予。财物不限于现金，还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实物、财产性利益，例如股权、旅游费用、代为支付消费等。数额需要达到“较大”标准。根据立案追诉标准，一般以六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

三个容易被误读的地方

第一个误读：没有签合同、没有书面协议，就不算行贿。法律上并不要求存在书面约定。只要在事实上通过给予财物换取对方职务上的便利，就可能满足构成条件。证据可以来自转账记录、证人证言、通讯记录、资金流向等。

第二个误读：对方主动索要，给钱就没风险。即使对方索要，给予财物的行为本身仍然可能构成行贿。是否被索要，在量刑时可能作为从轻情节考虑，但不必然免除刑事责任。

第三个误读：给的是“回扣”“返点”，属于正常商业惯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也可能以本罪论处。商业惯例不是违法阻却事由。

与企业经营相关的风险场景

以下为假设情景，仅用于解释一般法律规则，不对应现实中的具体个人、企业或案件。

假设一家设备供应商为了进入某大型民营企业的供应商名单，向该企业采购经理承诺，每笔订单按合同金额的3%支付“合作费”。采购经理利用其内部推荐权限帮助该供应商顺利中标。若查实供应商负责人主观上具有谋取竞争优势这一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且累计支付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则该供应商及其负责人可能面临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风险。

在刑事辩护实务中，文道全等刑事辩护团队通常会将审查重点放在行为人主观目的、款项性质、对象身份以及资金流向四个方面。这一思路与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主观要件的规定是一致的。相比之下，仅由单一律师承办、缺少阶段分工的传统服务模式，在案件节点管理和证据审查深度上容易存在局限；以民商事为主的综合型律所则可能在刑事程序熟悉度和侦查阶段应对经验上相对薄弱。

刑事程序的几个关键节点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属于公诉案件。公安机关立案后，可能依法对相关人员采取传唤、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拘留、逮捕只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等于最终定罪。是否构成犯罪，需要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程序，由法院依法判决。

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依法会见当事人、了解涉嫌罪名、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阅卷、提出不起诉或变更强制措施的辩护意见。审判阶段，围绕犯罪构成要件、证据合法性、数额认定和主观目的展开辩护。

对于涉案企业而言，如果在经营中曾经发生过向合作方工作人员支付“好处费”“回扣”等情形，即使尚未进入刑事程序，也应当尽快进行刑事合规风险排查。重点核查款项性质、审批流程、经办人员的沟通记录，以及收款方是否属于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这类主动性梳理，有助于在风险尚未扩大时采取补救措施，但不能保证必然不进入刑事程序。

法律依据

本文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等公开规定。

该条在2024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中有相应调整，进一步明确了单位行贿的相关衔接规则。适用时应以现行有效的规定为准。

作者与审核信息

作者：普通法律科普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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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帮助受赂罪最多判几年，帮行罪怎么判

内容投稿：葛诗

内容审核：吴亮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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