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押金可以抵押吗，取保候审押金可以抵押吗怎么办

一、引言

影视剧中“交钱放人”的场景常让公众对“保释金”形成直观印象——似乎只要缴纳一笔钱，犯罪嫌疑人就能摆脱牢狱之灾。但这种认知是否准确？它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取保候审保证金”是否为同一概念？二者虽均以“金钱担保”为核心，却根植于不同的法律传统与司法理念，在实践中呈现出显著差异。本文将从制度起源、功能定位、运作机制及价值导向四个维度展开对比，揭示二者的本质区别。

二、制度溯源

（一）国外保释金制度：从“自由担保”到“金钱主导”

保释金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中世纪英国的司法实践。早期英国法庭为避免长期羁押嫌疑人，允许以“个人名誉承诺”作为担保，确保嫌疑人出庭受审。12世纪《亨利二世刑法令》首次将保释制度化，明确可保释与不可保释的犯罪类型；13世纪《大宪章》进一步强化“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自由”的原则，为保释提供法理基础。1689年《权利法案》确立“保释金不应过高”的原则，标志着现代保释金制度的诞生。

随着英国殖民扩张，保释金制度传入美国并被本土化改造。美国1789年《司法法》将其纳入联邦司法体系，1966年《保释改革法案》进一步规范程序，核心逻辑始终围绕“金钱担保优先”——法官根据案件严重性、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等设定金额，缴纳后释放，未出庭则没收保释金。

（二）中国取保候审保证金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源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时引入“保证金”形式，2000年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其适用规则。与保释金的“权利导向”不同，取保候审是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核心功能是“替代羁押”：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嫌疑人（如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患有严重疾病等），责令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确保其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

其历史背景更强调“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改革开放后，随着“少捕慎诉慎押”理念推进，取保候审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但始终以司法机关审查批准为前提，而非嫌疑人“申请即获准”的权利。

三、核心差异

（一）性质：“权利”还是“强制措施”？

• 保释金：本质是未决羁押的替代措施，带有“权利属性”。在英国普通法传统中，保释被视为“无罪推定”的体现——除非存在“逃跑或干扰司法”的现实危险，嫌疑人有权获得保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Stack v. Boyle案中明确，“过高的保释金等同于拒绝保释”，构成违宪。
• 取保候审保证金：本质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与“保证人保证”并列），属于司法机关的权力范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取保候审需满足“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等条件，由公检法机关审查决定，嫌疑人仅享有“申请权”，无“必然获得”的权利。

（二）目的：“保障出庭”还是“综合监管”？

• 保释金：核心目的是确保嫌疑人出庭受审。保释金的“惩罚性”较弱，主要功能是通过经济约束促使嫌疑人履行义务，未出庭则没收保释金并追究责任（如签发逮捕令）。
• 取保候审保证金：目的是多重监管——既要防止嫌疑人逃避侦查（如串供、毁灭证据），也要促使其遵守诉讼秩序（如随传随到），同时兼顾教育矫正。若违反规定（如擅自离开所居市县），不仅没收保证金，还可能变更为逮捕。

（三）运作机制：“市场化”还是“行政化”？

启动方式

保释金：通常由嫌疑人主动申请，法官根据案情裁量是否批准及金额（如美国部分州允许嫌疑人自行选择“现金保释”“财产担保”或“无保释”）。

取保候审：一般由办案机关依职权决定，嫌疑人可申请但无强制批准义务。实践中，多由公安机关、检察院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主动启动。

金额设定

保释金：法官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参考因素包括案件性质、嫌疑人经济状况、社会关系等。例如，美国纽约州对重罪嫌疑人保释金可达百万美元，引发“富人保释、穷人坐牢”的争议（近年多地推动“风险评估替代现金保释”改革）。

取保候审保证金：有法定最低限额且需综合考虑经济状况。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保证金起点为1000元（未成年人500元），具体数额由决定机关根据“案件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及嫌疑人经济状况”确定，需遵循“足以约束行为、不影响生活”原则（《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

退还与没收

保释金：若嫌疑人按期出庭，全额退还（无论有罪与否）；若逃跑或干扰司法，则没收并追缴。

取保候审保证金：解除强制措施后退还（如判决生效、不起诉或撤案），但若违反规定则部分或全部没收（《刑事诉讼法》第71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嫌疑人最终被定罪，只要取保候审期间遵守规定，仍可退还保证金。

担保形式

保释金：形式多样，包括现金、房产、债券抵押，或由保释公司（Bail Bondsman）提供担保（嫌疑人支付10%-15%佣金，保释公司承担剩余风险）。

取保候审保证金：仅限现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折算现金），不允许实物抵押或第三方商业担保。

四、两种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保释金制度的“阶级鸿沟”

保释金制度的最大争议在于“金钱换自由”加剧司法不公。美国民权组织数据显示，约60%的未决羁押人员因无力缴纳保释金被监禁，而富人可轻易脱身。2018年加州废除现金保释后，研究显示监禁率下降20%，但轻罪率上升，反映“无保释”对公共安全的影响。

（二）取保候审的“执行偏差”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在实践中存在“高羁押率与低适用率并存”的矛盾。一方面，部分办案机关对“社会危险性”认定过宽，导致本可取保的案件仍予羁押；另一方面，个别地方出现“以钱赎刑”误解，甚至存在“保证金挪用”等违规操作。

五、结论

保释金与取保候审保证金虽均以“金钱担保”为载体，却折射出不同法律文化下的价值选择：前者源于英美法系“个人自由优先”的传统，强调“未定罪前推定为无罪”；后者扎根于我国“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并重”的理念，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对公众而言，需摒弃“交钱放人”的简化认知——无论是保释金还是取保候审，均非“花钱买自由”，而是司法程序中基于风险评估的审慎决策。未来，保释金制度或向“去金钱化”（如风险评估模型）转型，而我国取保候审也需在扩大适用与规范执行间寻求更优解，让刑事强制措施真正回归“比例原则”与“人权保障”的本源。

正如法谚所言：“正义不仅要实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两种制度的差异，恰是不同法治文明对“正义”的多元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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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取保候审押金能抵罚金吗，取保候审的押金多久能到账

内容投稿：唐凯冬

内容审核：袁红梅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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