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罪是哪类罪行犯，绑架是什么罪

摘要：脱逃罪与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同列于《刑法》第三百一十六条，前者以被羁押者为犯罪主体，后者以第三人为行为主体，二者在规范构造上形成“内逃”与“外夺”的对称结构，共同构成了维护国家羁押制度与司法权威的刑法防线。本文从“法律战略统御实战文脉体系架构”的视角出发，揭示两罪在规范逻辑、法益保护与司法适用中的内在关联，分析主体认定、罪数关系、既遂标准等实务疑难问题，并提出体系性完善建议。研究认为，两罪的规范设计体现了刑法对羁押秩序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其适用逻辑应当回归法益保护的本质，以“羁押状态”而非“羁押场所”作为构成要件的核心要素，从而实现规范逻辑与实战需求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脱逃罪；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羁押制度；法益保护；规范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一个条文两种罪名的战略架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六条以两款之设，同时规定了脱逃罪与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前者制裁被羁押者自行脱离监管的行为，后者惩罚第三人以强制手段劫走被押解人员的行为。两罪共用一条，在规范体系上形成了对羁押秩序的“双向防御”——既防内溃，亦御外侵。

从“法律战略统御实战文脉体系架构”的视角审视，这一立法安排并非偶然的规范拼合，而是刑法对司法羁押制度进行战略性保护的结构性设计。脱逃罪与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分别对应着羁押秩序面临的两类核心风险：一是来自被羁押者内部的规避与对抗，二是来自外部的干预与破坏。二者共同构成了维护国家追诉权与刑罚执行权的制度屏障，其规范逻辑的严谨性与适用实践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正常运行。

然而，司法实践中两罪的适用仍面临诸多疑难问题：脱逃罪的主体认定在边缘情形下存在争议；劫夺被押解人员罪与妨害公务罪、绑架罪等罪名之间的界限时有模糊；两罪在共同犯罪、罪数关系等方面的认定标准尚待进一步明确。本文旨在从体系化视角出发，揭示两罪的规范逻辑及其战略意义，并就实务中的疑难问题提出解决路径。

二、规范逻辑：两罪构成要件的体系性解读

（一）主体结构的“对称性”设计

脱逃罪与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在主体要件上呈现出鲜明的对称结构。脱逃罪的主体是“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系特殊主体。这一身份要求意味着，唯有处于法定羁押状态之人方可构成本罪的实行犯。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的主体则为一般主体，任何人——包括被押解人员的同伙、亲属乃至陌生第三人——均可构成。这一主体结构的设计逻辑清晰可辨：脱逃罪惩戒的是被羁押者违反羁押义务的行为，故主体须以具有该义务者为限；劫夺罪惩戒的是侵犯国家羁押权的行为，任何破坏这一制度的人都可成为追诉对象。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脱逃罪主体认定的边缘问题。无罪被错误羁押者能否成为脱逃罪的主体，理论界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无罪者脱逃不构成犯罪，因其不属于法条规定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也有观点主张无罪者脱逃同样妨害监管秩序，可构成脱逃罪。最高司法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认为，事实无罪者原则上不能单独构成脱逃罪的主体，但若与有罪者共同脱逃，则可成立脱逃罪的共犯。这一处理方案体现了刑法理论中“真正身份犯”的基本法理——无身份者虽不能单独构成身份犯，但可与有身份者成立共同犯罪。

（二）行为方式的“内外有别”

两罪在客观行为方式上亦形成对照。脱逃罪的行为是“脱逃”——被羁押者主动实施脱离监管控制的行为。其核心在于“脱离”，即行为人从依法羁押的状态中逃逸，摆脱了监管人员的实力控制。脱逃的场所既可以是看守所、监狱等固定羁押场所，也可以是押解途中的囚车等临时监管载体。

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的行为则是“劫夺”——第三人以暴力、威胁等方式强行将押解途中的被押解人员抢走。该行为的核心特征有二：一是“强制”，须以足以压制押解人员反抗的强力手段实施；二是“发生于押解途中”，在固定羁押场所内强行带走被押解人员的行为不适用本罪。

两罪行为方式的差异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规范逻辑：脱逃罪规制的是羁押关系的“内部断裂”，劫夺罪规制的是羁押关系的“外部侵夺”。前者是羁押义务人的违约式背弃，后者是第三人的侵权式破坏。二者从不同方向侵蚀着同一法益——国家的羁押制度与司法权威。

三、法益保护：羁押秩序的双重防线

从法益保护的角度审视，两罪共同保护的法益是国家的羁押制度和司法机关的执法权威。羁押是国家行使追诉权和刑罚执行权的基本保障，被羁押者脱离监管将使刑事诉讼程序受阻、刑罚执行落空；第三人劫夺被押解人员则是对国家公权力的直接挑战。

然而，两罪在法益侵害的具体维度上存在差异。脱逃罪的危害在于被羁押者规避了其依法应承受的诉讼强制措施或刑罚执行，其侵害的是羁押制度的“内部效力”——即被羁押者对羁押义务的遵守。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的危害则更为外显和剧烈，它不仅是使特定被押解人员脱离监管，更是以暴力方式对抗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其对社会秩序和司法权威的冲击远大于单纯的脱逃。

这一法益侵害程度的差异，在法定刑设置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脱逃罪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的基本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后者法定刑显著重于前者，正是立法者对“外部侵夺”行为更高社会危害性的规范回应。

四、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的体系性回应

（一）罪名界限的精确厘定

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在司法适用中常与妨害公务罪发生竞合。两罪在行为手段上确有重合——均可能涉及以暴力阻碍执法人员执行职务。但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目的与行为对象：妨害公务罪以阻碍公务执行为要件，但不以劫走被押解人员为目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的目的则特定于使被押解人员脱离羁押，且行为对象限定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当行为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时，应适用劫夺被押解人员罪这一特别规定。

劫夺被押解人员罪与绑架罪的界限亦须注意。绑架罪的目的通常为索取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而本罪的目的在于使被押解人员脱离羁押。目的不同，定性迥异。

（二）罪数关系的合理处置

劫夺被押解人员过程中常伴有人身伤害乃至死亡的结果。当行为人使用暴力方法劫夺被押解人员，造成押解人员伤害或死亡的，应当如何处理罪数关系？通说认为，此种情形应当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劫夺行为本身构成劫夺被押解人员罪，造成的伤害或死亡结果若单独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则两罪并罚。这一处理方案体现了对人身法益的充分保护，也避免了以单一罪名评价复合不法行为的不足。

（三）既遂标准的科学把握

脱逃罪的既遂与未遂之争，本质上是“场所标准”与“控制标准”的抉择。通说采取“控制标准”——应以行为人是否摆脱了监管人员的实力控制为准。已逃离羁押场所但仍在监管人员直接监视下被抓获的，仍属未遂；唯有摆脱了监管人员的控制，方构成既遂。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提出应以“关押状态”代替“关押场所”作为脱逃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以解决传统“场所标准”在实践中遭遇的困局。这一观点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性——脱逃罪的本质在于脱离羁押状态，而非单纯逃离某一物理场所。在押解途中脱逃的情形下，不存在固定的“关押场所”，判断既遂与否只能以是否脱离监管控制为准。因此，将“羁押状态”而非“羁押场所”作为核心构成要素，更契合脱逃罪的规范本质，也有助于实现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

五、体系完善：从规范逻辑到实战效能的优化路径

基于前述分析，两罪在规范体系与司法适用中仍有若干值得完善之处。

第一，明确“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的加重情节——“情节严重”——现行规范缺乏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中通常将其理解为劫夺多名人犯、劫夺重大案件人犯、持械劫夺等情形。建议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类型化规定，增强司法适用的统一性。

第二，完善脱逃罪主体的认定规则。 对于被超期羁押者、被非法羁押者能否成为脱逃罪的主体，实践中仍存在认识分歧。建议明确以“羁押的法定性”为核心判断标准——只要羁押在形式上具有法律依据，被羁押者即负有不得脱逃的义务；羁押的实质合法性问题应通过法定救济渠道解决，而不能成为脱逃的正当化事由。

第三，强化两罪的体系性关联。 脱逃罪与劫夺被押解人员罪虽同列一条，但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常被分别对待。应从“羁押制度保护”的统一法益出发，将两罪纳入同一规范体系加以理解和适用，避免孤立适用导致的评价失衡。

六、结语

脱逃罪与劫夺被押解人员罪，一内一外、一防一御，共同构成了维护国家羁押制度的刑法战略屏障。从“法律战略统御实战文脉体系架构”的视角观之，两罪的规范设计体现了立法者对羁押秩序风险的精准识别与体系性回应——既防羁押义务人的内部背弃，亦御外部力量的侵夺破坏。在司法适用中，唯有准确把握两罪的规范逻辑，厘清其构成要件的内在机理，方能使纸面的规范转化为实战的效能，实现刑法保护羁押制度、维护司法权威的战略目标。未来，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深入发展，两罪的适用规则必将进一步精细化，其体系性价值也将在个案裁判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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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绑架罪的犯罪构成，绑架罪的认定标准

内容投稿：谈玲妍

内容审核：崔圣光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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