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考试诈骗案怎么判，事业单位考试机构虚假宣传

引言：在制度缝隙与刑法谦抑之间

高校与科研机构人员套取科研经费，是当前刑事辩护中最具技术挑战性的领域之一。套取手段——虚开发票、虚列劳务、虚构合同——在形式上确实具有违法性；但这些行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科研活动实际需求与僵化财务制度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有实务观察指出，很多教授套取经费，是因为现行财务报销目录无法覆盖科研中的实际支出：实验急需某种特殊试剂，正规采购流程需要三个月，为了赶进度，只能先找人垫资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再用其他发票报销出来还款；为了留住项目组的博士后或校外专家，学校规定的劳务费标准太低，只能通过虚构其他名目套钱出来发“奖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手段违规，但资金流向查明是“公款公用”，最终还是回流到了科研项目上。

辩护律师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穿透式的资金审计和证据组织，使法庭看到套取行为背后的真实资金去向，从而将案件从刑事犯罪的评价区间拉回到纪律处分的评价区间。这一工作的展开，需要以两个标杆案例为镜鉴：李宁案揭示了数额核减与从犯认定的巨大空间，柴某某案则厘清了主体身份与罪名辨析的关键界限。

一、两个标杆案例的完整呈现

（一）李宁案：数额核减与从犯认定的标杆

李宁案是科研经费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案件之一。被告人李宁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担任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宁课题组负责人，还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某课题等多项课题负责人。被告人张磊系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副研究员，与重点实验室其他组成人员及李宁课题组组成人员分别担任农业部、科技部多项课题负责人。另外，由李宁、张磊分别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北京济普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济福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某些课题的协作单位，也承担某些课题。

自2008年7月至2012年2月，李宁伙同张磊利用管理课题经费的职务便利，采取侵吞、虚开发票、虚列劳务支出等手段，贪污课题科研经费共计人民币3756万余元，其中贪污课题组其他成员负责的课题经费人民币2092万余元。上述款项均被李宁、张磊转入李宁个人控制的账户，并用于投资李宁等参股、控股的多家公司。法院审理后，鉴于近年来国家对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按照最新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刑法谦抑性原则，依据李宁、张磊名下间接费用可支配的最高比例进行核减，对核减后的345万余元不再作犯罪评价，最终认定贪污数额为3410万元。李宁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张磊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贪污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李宁案对辩护的启示是多重的。第一，数额核减具有规范依据。 法院并非机械依据指控数额定罪，而是根据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的变化，将间接费用可支配部分从犯罪数额中剔除。第二，从犯认定带来显著量刑差异。 李宁作为主犯被判处十二年，张磊作为从犯被判处五年八个月，差距接近七年。第三，非法占有目的的审查必须穿透资金去向。 李宁案中，款项转入个人控制公司并用于投资参股公司，法院据此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反之，如果资金最终回流科研项目，则不应计入犯罪数额。

（二）柴某某案：主体身份与罪名辨析的标杆

2026年5月引发广泛关注的福建90后医学博士后柴某某套取科研经费案，为科研经费案件的罪名辨析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柴某某系某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外科学硕博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作为导师科研团队成员，协助导师团队办理科研经费报销业务。2018年至2023年期间，柴某某通过虚构科研实验、虚开试剂耗材发票、冒签医生姓名等方式，从所在医院套取科研经费1426万余元。具体操作方式是：其未开展任何真实科研实验，通过虚开试剂耗材发票、冒签医生姓名等手法，将虚假材料提交财务部门报销；开票公司扣除10%手续费后，将剩余资金转入柴某某控制的银行账户。案发后，柴某某主动投案并退出部分款项。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柴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元。法院认定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套取科研经费，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柴某某对定罪没有异议，仅对诈骗金额、多次诈骗认定和量刑提出上诉。法院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了以下情节：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罪行，构成自首，可以减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案发后退出部分违法所得524万余元，酌情从轻处罚；案发期间系在校生，酌情从轻处罚。

柴某某案的核心定性逻辑在于：其虽为医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但承担的仅是协助报销的事务性工作，而非代表医院行使科研经费的管理、审批、处分权。法院认定其套取的科研经费从未事先处于其占有支配之下，款项需经财务部门审批，先转入开票公司账户，扣除手续费后方转入其个人账户，整个流程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式骗取，而非“将自己基于公务占有支配的公共财物据为己有”的贪污行为。

柴某某案对辩护的启示在于：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科研助理等协助报销人员，其承担的是事务性工作，而非代表单位行使科研经费的管理、审批、处分权。 辩护人应当重点审查当事人是否参与了套取方案的决策、是否对资金分配有决定权、是否实际控制了套取资金的去向。如果当事人仅负责财务保管、票据整理等辅助性工作，应当主张其不具有贪污罪的主体要件和职务便利，争取将案件定性为诈骗罪而非贪污罪。但需注意，柴某某案中法院明确认定“其诈骗行为已既遂，其对诈骗资金的事后处置行为不影响其犯罪行为及犯罪金额的认定”。这意味着辩护人在类似案件中不能仅依靠“资金用于科研”来否定诈骗罪的成立，而必须从构成要件层面进行辩护。

二、辩点一：非法占有目的的否定——辩护的主战场

（一）穿透式审计辩护的实操方法

辩护人应当组建“律师+会计师”的复合团队，对涉案资金的每一笔流向进行穿透式核查。需要调取的关键证据包括：科研团队工作日志和实验记录，用以证明资金使用期间科研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公用支出明细和采购记录，用以证明套取资金的实际流向；项目推进报告，用以证明科研项目的实际进度；团队成员证言，用以证明资金用于团队运营而非个人占有；学生收到劳务费后的确认信息，用以反驳“虚列劳务”的指控。

审计辩护的目标是做减法：将那些虽然通过违规手段套取、但最终确实回流到科研项目中的款项，从指控的贪污总额中逐笔剔除。正如实务律师所言，在实践中，哪怕是几张不起眼的野外实验收据、学生收到劳务费后的感谢微信、或者是购买实验设备的网购记录，都可能成为核减金额的关键铁证。有成功案例表明，通过全面梳理涉案资金的银行流水、发票底单及团队内部沟通记录，证明涉案资金最终绝大多数用于科研项目的实际推进与团队维系，并提交科研团队的工作日志、公用支出明细、项目推进报告及团队成员证言等关键新证据，最终可以推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证据规则的关键问题

在虚开发票套取科研经费的案件中，如果控方仅以银行流水中的资金转入个人账户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而没有对项目整体收支进行全面审计，辩护人应当据此主张指控证据不足。已有案例中，法院明确指出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未对该项目的收支情况进行全面会计审计，认为从庭审证据来看转入个人账户的款项客观上部分用于了该科研项目的费用支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是改判无罪的关键理由。辩护人应当主动申请司法会计鉴定或自行委托专业机构出具资金流向审计报告。

（三）审计报告的质证要点

审计报告与司法会计鉴定在法律性质上存在根本区别。诉讼程序前形成的审计报告，其证据属性符合书证，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司法鉴定意见；如果是按照审计思维和审计准则形成的报告，则不可能属于司法鉴定意见，因为审计特别依赖“询问”来的内容。辩护人可以从以下维度进行质证：核查审计机构是否具备司法会计鉴定资质；审查检材是否包含言词证据；审查统计方法是否存在重复累加、未剔除资金利息等问题；审查审计调取财务资料是否完整。如果审计报告存在瑕疵，应当申请重新鉴定或自行委托专业机构出具资金流向审计报告。

三、辩点二：主体身份与职务便利的实质区分

（一）柴某某案的启示

柴某某案的核心定性逻辑在于：其虽为医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但承担的仅是协助报销的事务性工作，而非代表医院行使科研经费的管理、审批、处分权，故其套取科研经费只能定诈骗罪，而非贪污罪。法院认定其套取的科研经费从未事先处于其占有支配之下，款项需经财务部门审批，先转入开票公司账户，扣除手续费后方转入其个人账户，整个流程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式骗取。

辩护人应当重点审查：当事人是否参与了套取方案的决策？是否对资金分配有决定权？是否实际控制了套取资金的去向？如果当事人仅负责财务保管、票据整理等辅助性工作，应当主张其不具有贪污罪的主体要件和职务便利，争取将案件定性为诈骗罪而非贪污罪。

（二）学术资源与行政职权的区分方法

2025年最高检发布的孙某贪污案中，检察履职部分的分析逻辑值得重视。孙某利用担任某高校计软学院院长等职务便利，通过购买期刊、制定SCI论文推荐奖励规定、将亲友虚构为合作期刊联络人或客座研究员等方式，套取合作期刊奖励、客座研究员奖励788.42万元。检察机关认定其“主要利用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审查方法：厘清行为人的学术资源与行政职权在骗取公共财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反向推论，如果当事人套取经费的手段主要依赖的是学术判断、科研合作关系或技术资源，而非行政职权对经费分配规则的控制，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的成立就存在疑问。辩护人应当仔细梳理：被指控的行为究竟是利用了行政管理职权，还是基于学术身份和科研资源？套取手段是否必须依赖行政职权才能实施？

四、辩点三：横向科研经费的性质争议与辩护空间

横向科研经费的性质问题，是科研经费案件辩护中理论争议最大的领域。北京师范大学刘科教授明确提出，横向科研经费属于课题委托单位的非公共财产，而不属于高校的公共财产，因而套取高校横向科研经费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其核心论证是：根据《刑法》第91条，公共财产包括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以及“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高校属于事业单位，不属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因此横向科研经费不能“以公共财产论”。

辩护中可以从以下角度展开：横向科研经费来源于企业委托，本质是民事合同的对价，而非国家财政拨款；横向项目的管理规则通常比纵向项目更为灵活，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支配权限更大；如果横向项目的委托方对经费使用没有特别限制，且项目成果已经交付，则套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低于纵向经费案件。当然，这一辩点在实践中难以单独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更适合作为辅助性论点，与其他辩点形成合力。

五、辩点四：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罪名辨析

当资金确实被用于个人用途时，辩护的重心应当转向罪名辨析。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核心区别在于主观上是否具有永久性占有的故意。如果行为人套取经费后打算归还，或者资金只是在个人账户中暂时存放，因客观原因未能及时归还，则应当争取将定性从贪污罪变更为挪用公款罪。

辩护人应当重点关注以下要素：资金在个人账户中停留的时间长短、资金是否被用于高风险投资或挥霍、当事人是否有归还的实际行动或明确计划、资金去向是否清晰可查。在实务中，挪用公款罪的法定刑明显轻于贪污罪，将案件从贪污罪转为挪用公款罪，往往能带来量刑的大幅降低。

六、辩点五：数额核减的技术性辩护

（一）李宁案的核减逻辑

李宁案是数额核减辩护的标志性案例。法院鉴于近年来国家对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按照最新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刑法谦抑性原则，依据李宁、张磊名下间接费用可支配的最高比例进行核减，对核减后的345万余元不再作犯罪评价，最终认定贪污数额为3410万元。这一核减逻辑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辩护方向：辩护人应当仔细研究案件所涉科研项目在不同时期适用的经费管理办法，寻找可以据以核减的规范依据。从犯认定带来的量刑差异同样十分显著——李宁作为主犯被判处十二年，张磊作为从犯被判处五年八个月。

（二）区分套取总额与个人占有额

在科研经费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的贪污数额往往并非套取的全部金额。辩护人应当逐笔核查资金流向，将确实用于科研活动的部分从贪污数额中剔除。具体操作中，应当区分“套取总额”与“实际个人占有额”：前者是手段行为涉及的金额，后者才是贪污罪的量刑基础。

（三）证据不足的金额坚决核减

在多个科研经费案件中，检察院指控金额与法院最终认定金额之间存在差距。有的案件中，检察院指控1022万余元，但法院最终认定945万余元，其中几十万元因发票缺位或不能显示内容，被视为证据不足，未予认定。这说明证据不足的金额必须坚决要求核减。辩护人应当逐笔审查发票、合同、银行流水之间的对应关系，对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的金额提出异议。

七、辩点六：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认定与量刑辩护

在科研经费共同犯罪案件中，从犯认定是影响量刑的关键因素。李宁案中，法院认定李宁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张磊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有坦白情节，且认罪悔罪，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最终李宁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张磊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从犯认定带来的量刑差异十分显著。

基于全国18392例量刑裁判的研究显示，各种情节对刑罚阶梯的影响力排序为：犯罪作用大小、是否受过党纪或行政处分、立功、自首、退赃、认罪悔罪。犯罪作用大小的权重远高于退赃和自首，这意味着争取从犯认定的量刑效果会显著大于退赃。辩护人应当仔细审查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角色：是否参与决策？是否控制资金？是否分得主要利益？如果当事人仅起辅助作用，应当坚决主张从犯认定。

八、辩点七：程序性辩护与政策资源的运用

（一）强制措施的争取

最高检《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明确要求，对于关键岗位的涉案科研人员，尽量不使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辩护人应当从资金实际使用去向切入，争取推动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为后续的不起诉结果奠定基础。

（二）广东省检察院工作指引的政策资源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科技成果领域刑事案件工作指引（试行）》为科研经费案件的辩护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该指引明确规定：办理科研经费案件，要结合案发时相关政策，充分考虑科研经费最新管理规定；对于现有规定尚不明确的，要从有利于调动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有利于鼓励科技创新的角度予以解释和把握。该指引进一步要求审慎认定犯罪主观故意，按照“三个区分开来”原则，把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与明知故犯区分开来，把国家尚无明确规定时的探索性实验与国家明令禁止后的有规不依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创新的无意过失与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区分开来，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避免客观归罪。

（三）宽严相济政策的运用

有人主张，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应当对套取挪用科研经费案件尽量予以出罪处理，能不定罪处罚就不定罪处罚；即使对于涉案科研人员必须定罪处罚，也要尽量采取非监禁刑。这一学术观点可以作为量刑辩护的理论支撑。广东省检察院工作指引也明确规定，在职务科技成果研发、转化过程中，发生轻微犯罪、过失犯罪但完成重大科研创新任务的，以及认罪认罚、主动退赃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四）留置阶段口供的审查

在监察机关留置期间，当事人可能因误解法律定义而将“违规报销”承认为“贪污”。正如实务律师所指出的，面对高强度的讯问和心理施压，他们可能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心理：“我只要认了，态度好，组织就能宽大处理，让我早点回去做学问。”于是，他们可能会把“违规报销”承认为“贪污”。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必须详细核对口供的真实性，如果发现因误解法律定义而作出的错误供述，应当及时申请对同步录音录像进行比对，从程序上推翻不实的口供体系。

（五）2026年新司法解释的影响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这意味着职务侵占罪的入罪门槛从6万元降至3万元，“数额巨大”从100万元降至20万元，与贪污罪的数额标准完全对齐。辩护人需要重新评估此类案件的风险等级，在罪名辨析时更加精细地审查当事人的主体身份和职权范围。

九、分层辩护策略

第一层：当事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如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科研助理等。主攻科研活动并非从事公务，当事人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要件，争取将案件定性为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柴某某案中，法院认定其作为协助报销的经办人，承担的是事务性工作，并非代表单位行使管理职权的“从事公务”人员，最终以诈骗罪定罪。

第二层：资金全部或绝大部分用于科研。 主攻非法占有目的不成立，力争取不起诉或无罪判决。辩护的重点是证明控方审计的不完整性，主动提交辩方自行委托的资金流向审计报告。

第三层：资金公私混同，部分用于科研、部分个人使用。 核心策略是数额核减加罪名辨析。尽全力将公用部分从贪污数额中剔除，同时对个人使用部分论证是否具备挪用公款的特征，争取改变定性或降低量刑档次。李宁案中法院依据最新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对345万余元不再作犯罪评价，是数额核减辩护的成功范例。

第四层：资金主要用于个人消费。 辩护空间集中在量刑情节：积极退赃、认罪认罚、如实供述、学术贡献的社会评价、身体状况等。同时仍应审查指控金额的证据充分性，争取核减。柴某某案中，法院认定其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罪行，是自首，可减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理；案发后退出部分违法所得；案发期间系在校生，酌情从轻处罚。这些情节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八年有期徒刑的结果。

第五层：资金使用具有“制度性无奈”特征。 重点论证行为的合目的性。科研经费预算编制无法与资金使用完全一致，经费管理不能适应科研活动开展的需要进行及时调整；报销项目规定过于注重形式，容易使部分费用无法报销。这一司法认知可以作为论证“制度性无奈”的规范依据。

结语：让学术的归学术，纪律的归纪律，刑法的归刑法

科研经费类案件的辩护，本质上是在手段违法性与目的正当性之间寻找法律评价的平衡点。套取手段的违法性客观存在，但贪污罪的成立还需要非法占有目的这一独立要件的证明。李宁案中345万余元的核减，证明了数额辩护的巨大空间；柴某某案中诈骗罪的适用，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辩护路径；广东省检察院“三个区分开来”的工作指引，为辩护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辩护人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穿透式的资金审计和证据组织，使法庭看到套取行为背后的真实资金去向和科研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

当资金确实用于科研活动、当行为人确实完成了课题研究、当套取行为确实源于制度性无奈而非贪婪，辩护律师就应当坚定地主张：这不是贪污，这是制度转型期的阵痛，应当由纪律处分而非刑罚来回应。

让学术的归学术，纪律的归纪律，刑法的归刑法——这不仅是辩护的立场，更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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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事业单位考试造假，花钱进事业编被骗

内容投稿：唐乐辰

内容审核：陈敏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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