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社区立牌”到“老人挥剪”,中间只有三天。9月2日,绍兴书圣故里社区在陈金敖老人家门口竖起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9月5日晚,75岁的陈金敖亲手剪断了自己种了数月的七个葫芦,老伴沈华玲因为连日嘈杂头晕发作,老人对着镜头说“身体吃不消了”。
大量游客举着手机在葫芦架下聚集拍摄
一场原本温情脉脉的“偶遇葫芦娃爷爷”,在流量的裹挟下,以自毁式的止损仓促收场。
绍兴市文广旅局随后表态“把安宁与清净还给两位老人”,不打造网红点位,尊重老人的选择。态度没问题,但追问没有停:为什么在热度已经明显升温的三天窗口期里,除了立一块提示牌和口头劝导,没有更早、更硬的手段介入?
这类围绕普通人的“小美好”蹭流量扰民乱象,到底卡在了哪里?
从执法部门的角度来看,法律不缺,缺的是把纸面条文变成现场处置的路径。《民法典》第1019条明确,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侵权判定不以营利为前提。
堵门直播、长期蹲守民居门口拍摄,直接违反第1032条、第1033条关于生活安宁权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样可以用于处置长期蹲守、持续干扰正常生活的行为。
但问题在于,这些条文在绍兴书圣故里这样的开放街巷里,落地时全卡在“流动性”上。蹭拍网红和直播博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等市民投诉流程走完、执法人员抵达现场,拍摄者往往已经收工撤离,无法固定占道、扰民的直接证据,事后追溯追责难度极大。
更棘手的是执法权限的阶梯性不足——城管面对占道行为只能先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才可启动处罚程序;基层安保和物业没有即时强制手段,面对态度强硬的网红不敢硬碰。即便是违规揽拍这类行为,罚款也仅200元,而一次热门直播的流量收益远高于此。
上海外滩的野生摄影师曾坦言“被抓到七八次,罚完款还能剩三百,比打工强”。违法成本与流量收益之间的巨大落差,让常规的劝导和处罚几乎失去了威慑力。
上海外滩观景台聚集多名持相机的拍摄者
对短视频平台而言,已有的监管要求说得足够清楚,但执行的节奏总慢半拍。按照2024年以来国家网信部门明确的监管要求,平台需要做到三件事:接到素人居民的侵权投诉后立即删除、屏蔽、断开链接,未及时处置要承担连带责任;针对老人、未成年人等缺乏流量应对能力的素人热点,主动建立保护性审核机制,关闭定位标记、切断变现链路、主动限流相关蹭拍直播推送;对恶意煽动线下围观的账号第一时间限流,相关热点页面自动弹出“不打扰居民正常生活”的提示弹窗。
但这些要求里最关键的“主动”二字,在现实中往往变成了“等投诉再处理”。央视网在评论“葫芦娃爷爷”事件时明确提出了一个概念:素人热点熔断机制——一旦识别当事人是老人、未成年人等明显缺乏应对能力的群体,平台应主动限流、关闭定位、禁止蹭热度直播。
然而,在老人被围堵的几天里,扎堆直播的账号并没有被提前熔断,扮演“蛇精”的博主照样在老人门口直播,直到老人剪掉葫芦、媒体大规模报道后,才进入事后处置节奏。
平台的算法能把一个素人推红,却不能在识别到异常聚集和扰民风险时及时踩刹车,技术的“反应速度”在商业流量面前主动降了档。
站在属地基层的立场上,最难的不是“不想管”,而是“谁来牵头管”。绍兴书圣故里不是封闭景区,没有专属的景区管理机构,文旅、城管、公安、街道多部门权责交叉,形成“谁都能管、谁都没管”的灰色地带。
南京鼓楼区颐和路的网红树治理经验已经证明,开放街巷的商拍扰民之所以难管,恰恰是因为没有机构能出台针对性的约束细则,商拍属于个人劳务行为、无需工商证照,不在常规监管主体的明确管辖范围内。
网红打卡建筑前聚集大量打卡的游客
对比之下,已落地成功治理的地区,核心经验都是“在流量升温早期就由明确主体牵头、用物理手段提前干预”。重庆白象居爆红后,由社区划定专属游览路线、组建居民自治服务队高峰限流,物理隔离打卡区域与居民通道,没有关停打卡点,但住户日常起居不再被打扰。
南京颐和路规定22点30分后全面禁止商拍,公安、城管沿街巡逻劝离,瞬时人流量过高时启动临时交通管控,居民凭凭证正常通行。安徽池州围绕网红麦田“孤独树”修建环形步行栈道,用物理隔离从根源杜绝游客踩踏农田,同时通过租金减免等举措弥补农户损失。
这些方案的核心,都是让治理跑在流量前面,而不是等当事人被迫“挥剪刀”再表态。
光明网在评论此事时指出:基层治理要建立流量预判和动态监测机制,在热度升温初期就第一时间介入,通过物理隔离、人流疏导、限定观赏距离和时段等精细化手段干预,不能等当事人不堪其扰才被动处置。
回到绍兴的现场,从社区立牌到老人剪藤的三天里,当地不是完全没有行动——社区立了提示牌,网格工作人员做了口头劝导,文旅部门公开表态不打造成网红点位。但问题在于,这些动作都停留在“软性提示”层面,没有形成强制性的物理隔离或人流约束。
当提示牌被无视、高声呼喊和试图闯入老宅的行为持续发生时,没有进一步的强制驱离、设备暂扣或限流措施跟上。老人最终只能靠自己手里的剪刀,去解决本应由公共治理兜底的问题。
老人在窗边持长杆剪下种植的葫芦
三个视角串起来,症结其实很清楚:执法端有法律但卡在取证和违法成本太低,平台端有监管要求但主动熔断执行滞后,属地端有治理意愿但牵头主体缺位、缺乏针对开放街巷的标准化处置流程。
三者各自都能做一点,但拼在一起没有形成闭环——执法的“罚不到”、平台的“慢半拍”、属地的“管不了”,恰好留出了一段无人填补的真空期,而这段真空期足够让一对失独老人从“开心回应”走到“身体吃不消”的终点。
人民日报在9月8日的评论标题点破了方向:“流量面前守住边界”。
这个边界不是靠当事人自己剪断葫芦来守的,而是需要平台在识别到素人热点时主动熔断、执法部门在接到扰民线索时能快速固定证据并形成有效威慑、属地基层在流量升温早期就明确牵头主体并用物理手段提前干预。
三者不缺位,才不至于每次都等美好被“剪断”之后,再来补一份体面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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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社区免费理发通知,社区义务理发
内容投稿:唐美和
内容审核:马兆森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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