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对象分手了起诉说我家暴，男友有家庭分手后他要起诉我

那个耳光之后的三天

老公当着一桌人的面，一拳打在我男闺蜜脸上。

我气疯了，当着所有人的面甩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他捂着脸没还手，只说了一句：“你为他打我？”

然后他转身走了。三天没回家。

第四天我收到法院传票——他起诉我重婚。

我坐在客厅里笑了很久，笑到眼泪把传票上的字洇花。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重婚了。

但我嫁给他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在另一段婚姻里。

而那个“男闺蜜”，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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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饭桌上那一拳

那天是周六晚上，我攒了个局。

周深从广州出差回来，说想吃地道的川菜，我就订了城南那家“蜀香阁”。赵恒本来不想去，他最近公司忙得焦头烂额，周末也窝在书房看报表。我说“周深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给个面子呗”，他看了我一眼，没什么表情，但最后还是换了衣服跟我出门了。

包间不大，暖黄色的灯光照着满桌红彤彤的菜。周深比上个月见面时黑了一点，瘦了一点，但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一落座就揪着赵恒敬酒：“姐夫，好久不见，你咋又帅了？”赵恒扯了扯嘴角端起酒杯，三个人碰了一下，气氛还算松快。

菜上到一半的时候周深跟我讲他在广州遇到的事，说着说着就扒拉我肩膀：“姐你是不知道，那边客户多难搞，我差点就被灌趴下了。”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自然得像呼吸，从认识起就这样，周深这个人没边界感，手跟长弹簧似的动不动就搭人。我习惯了，赵恒应该也习惯了，毕竟他认识我的时候周深就已经是这个德行了。

可那天赵恒放下筷子了。

他放下筷子的动作很轻，但我坐在对面察觉到了那一点点异常。他盯着周深搭在我肩膀上的手看了大概两秒，然后低头夹了一筷水煮鱼，没说什么。周深还在手舞足蹈地讲客户多能喝，我在旁边笑，顺手给他倒了杯茶水。

“姐你对我太好了，”周深端起茶杯冲我挤眼，“下辈子我要娶你这样的。”

“滚。”我笑着踢了他一脚。

赵恒忽然开口了，声音平平的：“周深，你手拿开。”

包间里的空气静了一瞬。周深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还搭在我肩膀上的手，讪笑着收回去：“哎呀姐夫不好意思，习惯了习惯了，我跟姐从——”

话没说完赵恒站起来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腿蹭着地板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响，然后他绕过桌子走到周深面前，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两秒，抬手就是一拳。

那一拳打在周深的左颧骨上，闷闷的一声响，周深整个人往后一仰，椅子差点翻了，手里的茶杯脱手摔在地上，茶水溅了一地。周深捂着脸愣在椅子上，嘴角很快渗出一丝血，他茫然地抬头看着赵恒：“姐夫你……”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起来冲到他们中间：“赵恒你疯了？！”我把他往后推了一把，推得他踉跄了一步。周深捂着半边脸站起来，脸红一阵白一阵，颧骨那块很快肿了起来，嘴角的血往下滴在白色衬衫上，触目惊心的一小片红。

赵恒看着我推他的手，又看了看我挡在周深面前的样子。他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到周深肿起来的半边脸上，又移回来，嘴唇抿成一条极紧的线。包间里另外两个朋友吓得缩在角落里不敢吭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暴力留下的腥气和火锅底料的味道混在一起，令人作呕。

“你凭什么打他？！”我冲赵恒吼，声音尖得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他是我弟弟！他做什么了你就打他？！就因为他跟我亲近？赵恒你是不是有病？！”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声音很低：“你让开。”

“我不让！你再动他一下试试！”我张开双臂挡在周深前面，整个人气得发抖。周深在后面攥住了我袖子小声说“姐算了别吵了”，我没理他，死死瞪着赵恒。

赵恒盯着我。那种眼神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他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指尖微微发白然后恢复了血色。他后退了半步，然后转过脸去。

就在这时，我抬手扇了他一巴掌。

啪的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包间里格外刺耳。赵恒的头被打得偏了一下，半边脸颊迅速泛红。他没有捂脸，慢慢转回头看着我，左脸颊上五道指印清晰可见。他看了我三秒。然后他什么也没说，转身拎起椅背上的外套推开门走了出去。门在身后合拢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那声响落下来，包间里死一般的安静。

周深还捂着脸站在那儿，嘴角的血淌成一道细细的线，顺着下巴滴在他衬衫胸口。他小声说：“姐……你干嘛打姐夫……”

我没回答。我看着那扇合拢的门，右手掌心火辣辣地疼，刚才那一巴掌用了我全身的力气。我打了赵恒。我为了维护周深打了我的丈夫。当着朋友的面。然后他走了。

那天晚上周深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颧骨骨裂，轻微脑震荡。他在急诊室里坐着等片子的时候一直沉默，最后只跟我说了一句：“姐，姐夫以前不这样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赵恒确实不这样。他脾气好，结婚五年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过，周深跟他勾肩搭背他也就笑笑。可今天他直接动了手，一拳下去连眼睛都没眨。而我不问青红皂白就扇了他一耳光，那一巴掌扇下去的时候我看清了那个瞬间赵恒眼底的东西——不是愤怒，是碎了。有什么东西在他眼里碎了。

那晚我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推开门的时候屋里一片漆黑，玄关没有他的鞋，卧室门开着，床铺整整齐齐。他不在。我从晚上等到凌晨三点，他没有回来。打手机关机，发消息不回。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给周深送了药和早饭，然后去赵恒公司找他，前台说他请假了。我去他几个朋友那里问了一圈，都说没见到他。第三天他还是没出现。我在家里坐立不安地过了七十二个小时，电视开着什么都看不进去，厨房的碗在水槽里泡了三天的水，他换下来的那件外套还搭在椅背上，上面隐约有一小片蹭到的口红印——那天我涂了正红色。

七十二小时里我打了四十七个电话，发了九十三条消息，全部石沉大海。第四天早上快递员按响门铃，我以为是赵恒托人送什么东西回来，拆开牛皮纸信封的时候指尖在发抖。信封里是一张法院传票，案由写着四个黑体大字：离婚并起诉重婚。

我站在客厅里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很久，久到窗外的太阳从东墙移到西墙，久到手机的未接来电攒了十几个都没听见。重婚。他查到了。他知道了我从结完婚起就一直瞒着所有人的那件事——我跟他领证的时候法律上还绑着另一个人的名字。

可我他妈也才知道。

二、五年前那张被藏起来的纸

五年前我二十三岁，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那年我妈病重，需要一笔不小的手术费，我东拼西凑还差八万块。正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妈当年的老邻居张姨来找我说有个办法，说有个叫刘建国的男人愿意“帮忙”，前提是跟我领个证。

我那时候年轻，傻，听不懂“领证”背后的门道。张姨跟我说得轻巧：“就是走个形式，人家想办个户口，你配合一下，他给你钱。半年后离了，谁也不耽误谁。这种事情多了去了，没人管的。”我妈躺在医院里等着交钱，我没犹豫就答应了。去了趟民政局，跟那个比我大二十岁的男人拍了照签了字，拿了八万块现金。那张结婚证我连看都没仔细看，压在抽屉最底层，后来搬家的时候大概弄丢了。我后来给刘建国打过电话想问什么时候去办离婚，电话打不通，张姨说人家搬家去了外地，联系不上了。我想着反正就是走个形式，户口本上也没人查，谁闲着去看你婚姻状况？于是这事就被我慢慢忘在了脑后。

后来我遇见了赵恒。恋爱、求婚、办婚礼，一切顺顺利利。领证那天我填表的时候婚姻状况栏勾了“未婚”。我勾的时候犹豫了大概两秒，但很快说服了自己——刘建国那个证就是笔买卖，过了期做不得数，谁还会翻五年前的旧账？民政窗口的工作人员看了一眼我填的表，敲了几下键盘，让我签了字。结婚证发下来的时候红彤彤的封面烫着金字，赵恒在旁边搂着我傻笑，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从没想过民政系统里能查到什么。那年代跨省数据不互通，刘建国跟我领证是在外省办的，我以为赵恒查不到。可他显然找了个律师，用了这三天时间把我的底细翻了个底朝天——刘建国至今没去办过离婚，我们那张五年前的结婚证在法律上依然有效。我和赵恒领证的时候，在系统里属于“已婚者再次登记”，严格意义上这段婚姻无效，我犯了重婚罪。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盯着那张传票，脑子里一片白。赵恒知道了。他知道了五年前那笔我为了救妈的命做下的蠢事。他不仅知道了，他还把它做成了武器，反手扎过来。可他怎么查到的？他三天不见人影就是为了查这个？他公司那么忙，他居然抽了七十二小时把我五年前的烂账翻了个底朝天。他得有多恨我，才会在被我扇了一耳光之后立刻调转枪头往我最致命的软肋捅？

我起身去翻家里的文件柜。那本红皮的结婚证被我从抽屉深处扒出来，翻开内页，我和赵恒的合影贴在左上角，两个人笑得阳光灿烂。那天的日期我记得很清楚，五月二十号，我特意挑的日子。那天民政局排了好长的队，赵恒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就你了”。我靠在他肩膀上笑得眼睛眯成缝。而那张合影旁边，婚姻登记员的签章下面盖着钢印，每一个字都在提醒我：这份证是无效的。我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子。

手机忽然响了。屏幕上跳出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是赵恒的声音。三天了，我终于听见他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像在谈公事。

“传票收到了？”

“赵恒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他说，“我什么都查清楚了。陈琳，你跟刘建国的结婚证还在档案局存着底，他没离婚，你再跟我领证就是重婚。我律师说得很明白，这事往严重了说够判两年。你扇我那巴掌我本来可以告你家暴，但我没兴趣，我只要离婚，干干净净地离。”

“他是假的……”我攥着手机的手在抖，“那个证就是笔交易，我为了给我妈凑手术费——”

“为了你妈就可以骗我？”他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但那波动是冷的，冷到骨子里，“陈琳，你跟我过了五年。五年里你每天晚上躺在我旁边，你从来没跟我提过一个字。你手机丢了找报警，你公司裁员了你跟我哭诉，你身上哪个地方有痣我都知道。可你不告诉我你已经结过婚了。你让我在我们婚礼上跟所有亲戚说‘我这辈子只娶她一个’，你听的时候心里不虚吗？”

他停了停，我听见那头有车喇叭的声音，他大概在路边打的电话。

“你打了我的那天晚上我在车里坐了一夜。”他继续说，“第二天我找律师查了你的底。当我看见那份婚姻登记信息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我老婆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我守了你五年，连你养的那盆花哪天浇水我都记着。你守我的，是一张假证和八万块钱。”

“赵恒我错了……”我的眼泪终于砸下来，糊了手机屏幕，“我不是故意瞒你的，我忘了，我真的忘了……结了婚之后日子过得太好了，我把以前那些烂事全忘了……”

“你忘了，”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然后轻轻笑了一声，“陈琳，你扇我那一巴掌的时候可没忘。你护在你那个‘弟弟’面前的时候也没忘。你冲我吼的时候你心里清清楚楚你护着的是谁，打的又是谁。”

“周深真是我亲弟弟！同父异母的！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才十九岁，我们做过亲子鉴定的——”

“我不在乎周深是谁，”他打断我，“我打他是我冲动，我认。但你打我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站在我这边。你选了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听见他的呼吸声慢慢变稳了，稳到一种令人害怕的程度。

“传票你收好，下个月开庭。我不追究刑责，只要你同意离婚并且放弃财产分割。你的男闺蜜救不了你，你的苦衷也救不了你。你自己跟法官说去吧。”

他挂了。我攥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屏幕渐渐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眼睛肿着，鼻头通红，头发乱得像草。茶几上那张传票被泪水洇湿了一角，黑字洇蓝了，洇成一团模糊的墨渍。

三、周深从医院赶来

周深冲进我家的时候还穿着医院的病号服。他脸上那块纱布歪了半边，颧骨底下青紫一片肿得老高，头发乱糟糟地竖着，脚上踩的是病房的塑料拖鞋。

“姐！”他一把把我从沙发上捞起来，“我听说姐夫起诉你重婚了？什么情况？他疯了吧？”

我靠着他的肩膀，哭得说不出完整的话。周深拍着我的后背，手劲轻得像拍婴儿，从小到大他哄我就这姿势。他把茶几上的传票拿起来看了一遍，脸色越来越白。

“姐，你把当年那事跟姐夫解释清楚了吗？”

“他根本不听……”我抽着鼻子，“他说他查了档案了，坐实了就是重婚，下个月开庭……”

周深把那页纸拍在桌上，咬着后槽牙沉默了半晌。然后他猛地站起来：“我去找他。我去跟他说清楚，那天饭桌上就是个误会，我跟你就是亲姐弟，他打我是他多心了我也不追究了，但他不能因为这个就——”

“周深你坐下。”我拉住他手腕，“没有用的。他是真的恨我了。我扇他那巴掌，他记仇了。”

周深看着我，眼圈忽然红了。他蹲下来仰头看我，脸上那块青紫配着红眼眶，看着又可怜又狼狈：“姐，你别怕。大不了我出庭给你作证，咱们当年做过亲子鉴定的，白纸黑字的东西。你俩是因为我打架的，我也有责任，不能让你一个人扛。”

我伸手摸了摸他肿起来的那半边脸：“疼不疼？”

他咧嘴笑了一下，嘴角扯到伤口又嘶了一声：“还行，姐夫下手够黑的。但我不怪他，换我是他我也不乐意看见自己老婆被人勾肩搭背的，我还说了那种浑话……”

“行了别说了。”我靠着沙发背闭上眼。头顶的灯照得眼皮一片橙红，闭着眼也能看见传票上那些字在脑子里晃。

后来周深去厨房给我煮了碗面，面端出来坨了，酱油放多了咸得发苦，我还是吃了大半碗。他坐在对面看着我吃，自己手里捧着杯热水，两个人谁也没说话。窗户外天黑了，对面楼的灯一户户亮起来，隔着一层玻璃显得遥远又模糊。

周深是前年才找到我的。我妈临终前跟我说，她嫁给我爸之前有过一段短暂婚姻，生过一个儿子送人了，这些年一直断断续续地找。我妈走的时候攥着我的手说“你帮妈找找你哥”。我找了两年，通过各种渠道比对信息，最后在南方一个城市找到了周深。当时他十九岁，在修理厂当学徒，瘦得跟竹竿似的，但眉眼间有一种熟悉的东西。做了亲子鉴定，确实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我抱着他哭了一场，他说他不怪我爸妈，日子再难也熬过来了。后来他就总跟我亲近，管我叫“姐”，管赵恒叫“姐夫”。赵恒知道这是半路找回来的弟弟，但他不知道关于刘建国那笔旧账，一个字都不知道。周深也不知道。我以为那段历史随着刘建国的消失早就翻篇了，翻得彻彻底底，干净得像从没发生过。

可它没有翻篇。它只是藏在了某个档案柜的角落落着灰，等着有一天有人把它翻出来，作为捅我的刀。

那天夜里周深睡在客厅沙发上，我回卧室关了门。床上还留着赵恒的气味，枕头上有一两根他掉的黑发。我躺下去的时候眼泪又涌出来，把那个枕头洇湿了一大片。五年来我在这张床上做过无数个美梦，从来没有一次梦见过这一天。

凌晨四点多我爬起来打开衣柜。赵恒的衣服还整整齐齐挂着，西装、衬衫、夹克，按颜色从深到浅排好的，是我叠的。他最喜欢那件灰色的羊绒衫我上周刚送去干洗，还在塑料袋里套着挂在那儿。我把那件衣服取下来抱在怀里，面料贴着我的脸，凉凉的，没有他的体温了。

四、法庭门口那束花

开庭那天是个晴天。

我在法院门口看见赵恒。他穿了那件灰色羊绒衫，头发理过了，看起来清瘦了一些，下颌的轮廓比以前更分明。他站在台阶上正跟律师说话，侧脸对着我，表情淡淡的，不笑也不绷，就是一张处理公事的面孔。他目光转过来的时候在我脸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

周深陪我来的。他脸上的伤已经消了大半，只剩下颧骨那里一片淡淡的青印子，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他攥着我的手紧了紧：“姐，别怕，咱有理有据。”

我冲他笑了笑。理？有。据？也有。亲子鉴定报告我今天带来了，装在一个透明文件袋里。可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在法庭上能起多大作用。赵恒起诉我重婚是法律事实，跟周深是谁、为什么打那一架，在法律上毫无关系。

进了法庭落座之后我才发现赵恒那边只来了他一个人——他爸妈没来，他朋友也没来。他一个人坐在原告席上，面前摆着律师递过去的一沓材料。我坐在被告席上，周深坐在旁听席第一排，隔着两排椅子的距离，中间空荡荡的像条河。

法官翻着卷宗问了几个流程性的问题，然后看向赵恒：“原告方陈述诉求。”

赵恒站起来。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我来不及分辨里面有什么。然后他开口了：“我起诉被告重婚，请求法院裁定我二人的婚姻无效，并依法解除同居期间的财产关系。被告在与我登记结婚时隐瞒了此前已与刘建国登记结婚的事实，该事实有档案记录可查。婚姻登记无效，我方不追究被告刑事责任，只要求解除关系并分割财产。”

律师把档案复印件呈上去。法官接过来看了，又看向我：“被告方有何陈述？”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膝盖有点发软。手心里攥着那个透明文件袋，里面是周深和我的亲子鉴定报告，可我知道这跟案子无关。我深吸一口气，说出来的话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法官，我跟刘建国的婚姻是五年前一笔交易，为了给我妈凑手术费，之后没再联系过，对方一直失联。我跟赵恒领证的时候我以为前段婚姻已经自动失效了，不是故意隐瞒……”

法官翻了一下材料：“婚姻登记记录显示刘建国至今未办理离婚手续，该段婚姻仍然存续。按照婚姻法，被告在明知或应知自身已婚的情况下再次登记，构成重婚。但鉴于情节轻微且涉及民事纠纷，本案以调解为主。”他看向赵恒，“原告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

赵恒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开口：“法官，我不接受调解。”

法庭里安静了一瞬。我看见他的律师侧头低声说了句什么，赵恒没理，继续往下说：“我要求依法裁定婚姻无效。财产分割可以协商，但这段婚姻本身，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或者‘挽回’。”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眼睛看着法官的方向。可我注意到他垂在身侧的手指攥了一下又松开了，那一下攥得很用力，指节都白了。

法官又问了几个问题，双方律师你来我往了几句。最后法官宣布休庭，等待进一步核实现有婚姻登记记录并择日宣判。我站起身的时候腿已经麻了，周深从旁听席冲过来扶住我胳膊。

走到法庭门口的时候赵恒比我快几步，那件灰色羊绒衫的背影在走廊尽头的阳光里晃了一下。我忽然喊了他一声：“赵恒。”

他停住了，但没有回头。

“我……我真的不知道那段婚姻还作数。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扇你那巴掌是我错了，可你能不能听我解释完刘建国那件事——”

“陈琳，”他终于转过来，隔着五六步的距离看着我。走廊的光从窗子里照进来，把他半边脸照得明亮，半边脸埋在阴影里。他的表情还是平静的，但我看见他眼底下有一点青黑色的痕迹，像是很久没睡好觉。“我在车里坐的那一夜想了很多。我想的不是你骗我的事，我想的是，你跟一个人过了五年，你连她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了解。是我活该。但我认了。”

他转身走了。灰色毛衣的背影转过走廊拐角，消失在那片阳光里。我站在原地，周深扶着我肩膀，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后来宣判那天我没去。周深替我去听的，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纸判决书——婚姻无效，财产依法分割，我需退还婚姻存续期间部分共同财产。赵恒那边没有提起刑事追诉。

判决书交到我手里那天，我翻开最后一页，看见赵恒的签字。笔迹工整，一笔一画的，像他在财务报表上签名一样利落。合上那张纸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五年前领证那天他在民政局门口买了一束花给我，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就是路边的雏菊，扎成一捆拿报纸裹着。他递给我的时候说“等咱正式婚礼那天我买玫瑰花”。那天他笑得眼角都是褶子。他说“这辈子就你了”。

那张判决书我一直收着，压在抽屉最深处，和那些已经泛黄的、关于刘建国的旧材料放在一起。有时候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我会翻出来看，看着“婚姻无效”四个字在灯光下泛着油墨的光。然后我想起那个饭桌上的夜晚，想起我右手扇出去的那个耳光，想起赵恒捂着脸看我最后一眼的样子。他那一拳打错了，但我的那一巴掌，把他从我身边彻底扇走了。

周深后来一直陪着我。他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隔三差五来给我做饭，每次端上来的都是酱油放多了发苦的面条。我每次都说咸，他每次都嘿嘿笑说“下次改进”。下一次还是一样的咸。

有天晚上他洗碗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姐，姐夫其实那天打我之前攥着拳头忍了很久。我看见他把筷子放下了，手攥了又松，松了又攥。他大概在等我给他一个台阶下，可我没给。你也没给。”

水龙头哗哗地响着，他的背影在厨房的灯光下弯着，我靠在门框上没说话。窗外的月亮很亮，把对面楼的轮廓照得清清楚楚。我想起某个晚上赵恒也是这个姿势在厨房洗碗，我靠在他后背上蹭来蹭去，他说“别闹我把碗摔了”，我偏要闹，最后两个人在厨房里笑作一团。那时候我以为这种日子会过一辈子。

判决下来之后第三个月，我去办了大楼的出入证更换手续。那个管理员阿姨接过表格的时候看了一眼我的婚姻状况栏，随口问了一句：“离婚了？”

我低头填着单子没抬头：“嗯。”

“可惜了，”她把新证推过来，“你老公以前天天来给你取快递，我们都说这男人真好。”

我攥着那张新的出入证，塑料皮子硌着手心。电梯升上来叮了一声，我走进去靠着厢壁闭了眼。电梯镜面映出我自己的脸，三十岁不到，眉眼和五年前没什么大变化，可眼神不一样了。从前那个傻乎乎相信“领个证就是一辈子”的眼神没有了。

后来我换了个城市住。搬家那天周深来帮我打包，他抱着那箱旧物件问我：“姐，姐夫那件灰色羊绒衫你还留不留？”

我蹲在地上看着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毛衣。干洗店的塑料袋还套在外面，我一次也没拆开过。羊毛特有的那种柔软气味隔着塑料透出来，淡淡的。

“扔了吧。”我说。

周深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把那个塑料袋拎起来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那个塑料袋落了底，灰色的一团埋在黑色垃圾袋中间，慢慢看不真切了。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五年前领证的中午。赵恒在民政局门口那棵槐树底下把雏菊塞给我，花梗上还带着水珠，他说“笑一个”。我仰起脸对着阳光笑了，他举着胶卷相机咔嚓按了快门。那张照片后来一直摆在床头柜上，我一直以为是我们的开始。其实那是倒计时。从按下快门那一刻起，我们之间的时间就在往下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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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前男友把我起诉了怎么办，因为家庭原因我们分手了前男友在我复合怎么拒绝

内容投稿：潘洁

内容审核：马兆森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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