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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童年，是被一块悬在教室外，走廊柱上的大铁块，上下课的钟，敲醒的。

彼时，石门小学没有大门。几间瓦房透风漏雨，冬天，风从通透的窗子灌进来，竖在窗中间的生锈铁棍上结了一层薄霜。屋顶乌黑的瓦片间，时常有满身刺的毛虫拉着长长的丝垂挂下来，在半空晃荡。

黑板上有凹进去的坑，沾着白色的粉笔沫。课桌是各种木头拼凑的，长短不一，怎么排也排不整齐。凳子是长条的，有的缺胳膊少腿。

我的语文老师是个瘦小的老先生。兴致高时，他读课文会用方言唱读，调子拖得很长，像庙里的诵经。手里总攥着一根藤条，在课桌间踱步时，藤条划过空气发出咻咻的声音。我现在疑心他有肺病——他往地上吐青色的痰，一口接一口。

那个年代的冬天特别冷。每个学生都带着一个用薄篾片编织的手提火炉来上学。教室里弥漫着烘烤的脚臭味、木炭的烟火味、烤豆子的焦香——混在一起，成了一种奇特的气味，后来我再也没有闻到过。

昏暗的光线里，同学头发上爬动的虱子清晰可见。老师冻得哆哆嗦嗦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在黑板上打滑，发出刺耳的声响。下面的同学低着头，咯吱咯吱咬着还未熟透的黄豆。

教室外面，常有扒完猪粪狗粪的妇女提着竹篮经过。她们嚷嚷吵吵地走向学校旁边的池塘洗衣服，棒槌敲在湿衣服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夹杂着时不时爆发的哈哈大笑。

那时我读三年级。上完课就完事了，没有家庭作业这回事。父亲是卫生院的院长，他从不过问我的学习。晚上，点着那盏有弧形灯罩的煤油灯，灯芯用久了会结黑焦，要用剪刀剪去，灯火才重新亮起来。我常趴在灯下，翻那几本已经卷了角的小人书，一本接一本地翻，直到眼皮打架。

要是有那么一小袋葵花籽，真的可以高兴一整晚。

母亲坐在旁边，抿着嘴，几根针在她手里娴熟地穿梭，织着毛衣。她偶尔腾出一只手，翻一翻在炉子上烘烤的衣服，然后催促我上床睡觉。我偷眼望向柜子上那盘金黄色的红薯干，咽了咽口水，总是借故说还没听收音机里的小喇叭广播，还没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

母亲不说话，只把毛衣织得更快些。

二

这些记忆里，有蓝天，有沙滩，有广袤的田野和金黄的油菜花，还有郑卫红。

她有一张银盆月亮般圆圆的脸。上课时，她严肃得像一棵树，静静地听老师讲课，一动不动。数学考试永远是第一。我后来转到县城秀谷一小，数学虽然也是班里第一，但心里还是由衷地钦佩她。

她格外懂事。

我多次看见她右肩背着沉重的袋子，跌跌撞撞地走着。寒风不停拨乱她的头发，脸涨得通红。她左手搀着步履蹒跚的奶奶，嘴角翘着，微微喘着气，眼神坚毅，仿佛把整个孤冷的世界都隔开了。

她们祖孙俩的背影慢慢消失在青石板铺就的幽深小巷里，我才离去。

坚毅，自强，深深烙印在这一代人骨子里。

有一个夏天，太阳炙烤着大地，没有一丝风。石门粮站里的几棵梧桐树上，夏蝉高亢地叫着，此起彼伏。

院子里挤满了大汗淋漓的交公粮的人。他们一群群围在磅秤前，头上的草帽被挤得东倒西歪。每个人脸上都堆积着笑容，殷勤地给过秤的工作人员递烟。

“一直是晴，我这谷子晒了几个礼拜，你用手试试，保险个个饱满。”一个满脸皱纹的大叔满眼期盼地望着过秤的年轻人。那人耳朵上夹着笔，斜叼着大前门香烟，用尖锥刺进尿素袋子，撮出一小把谷粒，放在嘴里咬了咬。

“真个不骗你，你放心。”

“行，过秤。”

就在这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郑卫红。她额头密密麻麻布满细小的汗珠。她身边站着一个黝黑的中年男人，那是她父亲。

“爸爸，这是我同学，医院的。”她仰头说。

郑卫红的父亲猛吸了一口烟，呛人的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他看了看我，从口袋里摸出一角钱，递给她，叮嘱道：“去，买冰棍吃去。”

我们一人一根冰棍，坐在墙角的阴影里，一下一下地吮吸。巴掌大的褐色梧桐叶忽悠忽悠地飘落在我们面前。

憋闷的天气似乎不那么热了。

郑卫红轻轻撩起额头粘在一起的一缕头发，笑着说：“我们一起去玩水吧。别告诉我爸，会打人。”

“我不会游，不敢下深水，有些怕。”

“多找几个同学，你在中间，护着你。”她顺口就答。

我们坐在标语还未完全脱落的墙根下，静悄悄地说了一下午的话。说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个下午很长，长到仿佛永远不会结束。

三

命运的年轮，是周而复始的。

质朴、憨实的农村人，往后的人生大多数和祖辈一样，靠地里刨食。八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南下浪潮，把无数年轻人卷到了沿海城市。在那里，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留下了血与泪的青春。

据说，村村都有未归人。

郑卫红初中毕业后，别无选择。十五岁的她坐上了拥挤的绿皮火车，南下。

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郑卫红有些紧张，手捂着用线缝住装钱的内衣口袋，警惕地、躲闪地张望着车厢里的人。一路上，她硬是一口水都没有喝。

列车广播响起，终点站东莞到了。她慌张地起身，跺了跺有些麻木的脚，背上行李包，随着人流出了站。

她深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表哥在出站口等她，简单寒暄几句，带她去吃了几个包子。郑卫红狼吞虎咽地吃完，又打着嗝喝干了军用水壶里的水——那壶子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然后她扛着行李，小跑着挤上了拥挤的班车。

车厢里汽油味、汗臭味肆意弥漫。几个年轻人已经脱掉了在家穿的缝补衣服，换上干净整洁的衣裤，疲惫中透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他们望着车窗外一排排延伸的楼房，有个十八九岁的小伙扬起音调讲起了荤话，旁边几个跟着哄笑。

“要注意五讲四美啊。”一个小个子女孩双手撑着膝盖，挺直上身，情绪低落地嚷了一句。

车厢里刹那间安静了几秒，然后哄堂大笑。

郑卫红没有笑。她看着窗外陌生的世界，抿紧了嘴唇。

车子一路颠簸，到了虎门。工作开始了，流水线一天十二个小时，机械地重复几个简单的动作。生命的意义对于这些打工妹来说，或许和她们祖辈一样，只是换了个方式——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灯亮而作灯熄而息。

女工宿舍楼看上去不是很破旧。十二个人一间，分别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最年长的也不过二十来岁。为了生存，厂里有以地域划分的小群体。人不讲道理的时候，惧怕的是拳头和巴掌。

郑卫红显然没有学会跳脚，拍掌，骂人的技巧。遇事，她从头到脚凉浸凉浸的，会不由自主地打寒颤。

她的湖北室友王淑芳却不同。泼辣，有一股强烈的主人翁精神。

事情是从隔壁宿舍丢东西开始的。

隔壁有个叫张芹的女孩，因为拉长是她亲戚，大家都让她三分。她整天叽叽喳喳，东家长西家短地搬弄是非。小学没读完的张芹，下班后总是对同事横挑鼻子竖挑眼，欺负老实人时还要撇开事实，把自己说得干干净净，仿佛替天行道，恨不得把月光都收到自己口袋里。

那天傍晚，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打破了宿舍楼的平静。

“我牛仔裤丢了！”

张芹的声音尖锐得像刀子划过玻璃。几个宿舍的人都跑出来看。看到人越聚越多，张芹的精神一下子亢奋起来。她索性拍起塑料脸盆，用眼角的余光瞟着不慌不忙走出来的王淑芳。她清楚王淑芳不是省油的灯，心里已噼里啪啦打起了如意算盘。

“会不会是谁收错了？”

“掉楼下了吧，找找看。”

众人七嘴八舌。张芹的声音更高了：“不可能！是有人偷偷收进去的。今天抓住了非让她滚出厂去，欺负到我头上了，瞎了她的狗眼！”

“你不用发誓，”王淑芳连珠炮似的开口了，“也不要甩脸子给谁看。你那几道花花肠子谁都清楚，一撅屁股就知道你拉什么屎。早上你晾衣服，把郑卫红的衣服全丢到楼下，腾出位置你晒，不是吗？”

走廊里安静下来。所有人屏息凝神，等待一触即发的大战。

张芹扔掉了手里的脸盆，挽起袖子。她意识到这场仗如果输了，将彻底颠覆她在厂里的地位。墙倒众人推，她会遗臭万年。

她见王淑芳大步迎上来，两人的眼睛对视着。张芹有些沉不住气，开始慌了。她原以为短兵相接一叫骂就能唬住对方，但平日里那些嫉恨和暗中较劲，被当前的气势硬生生压了下去。

张芹眼一闭心一横，突然掏出一把螺丝刀，向王淑芳刺去。

郑卫红在一旁，想也没想就伸出胳膊挡了一下。

鲜血流了出来。

王淑芳扑上去和张芹撕打在一起。她们互相扯拽头发，咬对方耳朵，拳头打到肉里，发出啪啪的闷响。胆小的人纷纷后退。整个战场一片狼藉。

王淑芳身大力不亏，最终占了上风。张芹躺在地上翻滚、撒泼、咒骂。

厂里的管理人员来了。张芹的亲戚气势汹汹地赶到，极力把她表现为受害者，要求赔偿医药费、营养费。事情暂时搁置，也变得复杂起来。

厂里的湖北老乡和江西姐妹不自觉地聚在了一起，愤愤不平。事情有闹大的迹象。

郑卫红低头摩挲着衣角，不敢说话。她觉得事情是因她而起的，责任自然而然是她的。

王淑芳摆了摆手，动情地劝慰大家不要因为她牵扯更多人进来。

女孩毕竟是女孩。计划行动容易流产。

张芹调换了宿舍，王淑芳被开除了。

临走的时候，王淑芳拉住郑卫红，说了一句话：“遇事别胆小，要争取。人都欺软怕硬。”

为这句话，郑卫红深深内疚了很久。

四

我高中受到不良风气影响，经常逃课去县城小圆盘附近看录像，玩游戏。

记得有一天下午三点左右，录像厅突然停电了。有人在昏暗的厅里点起烟，有人走出去透气。我和两个同学倚在门口。

外面乌云弥漫开来，压得很低。黑压压的云层里伴随着闪电和雷鸣。狂风夹着黄豆般稀疏的雨点砸向地面，把树叶、垃圾袋卷到半空中缭绕。

十几分钟后，天色又亮了。

就在那时，我吃惊地看见了郑卫红。她急匆匆地路过，憔悴的脸上刻满了沧桑，嶙峋的肩胛耸起。

我连忙上前打招呼。寒暄中，我了解了她的遭遇。她意味深长地劝我：“珍惜读书的机会，别贪玩。外面很艰难，干不完的活，受不尽的罪。”

她的语气不平静，像是有很多话想说，又咽了回去。

日后我尝到了学习的苦头，直到大学都不停地在方方面面追赶。参加工作后，也丝毫不敢耽误学习。

但我的一厢情愿，后来输给了别的东西。

大三的暑假，我再一次遇到郑卫红。她体形显得有些臃肿，旁边站着一个快有她高的男孩。

郑卫红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你是我们那年级唯一的大学生。太好了。现在的石门小学变样了，条件好得很。”

我问起她的婚姻。她的眼眶红了，强忍泪水。过了一会儿，她转而说：“只要爱着什么，生活就有盼头、有趣。哪怕只是爱花花草草。”

微风吹动着她的头发，飘过点点细蒙蒙的雨丝。

她没有再多说。

我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了一些事。

离开东莞后，郑卫红辗转去了福建晋江一家鞋厂。工资比东莞高些，但据说有员工中毒的事情——不过只要短期内看不到伤害，也许就当没有毒。那个年代，打工人没有任何保障和维权意识。你犹豫、不干，大批年轻人等着挣钱。

在那里，她邂逅了一个贵州的男孩，叫张恩铭。

漂泊的心似乎找到了依靠。每天下班，他们都会在厂门口的摊子上吃炒粉。那或许是唯一解压的方式。郑卫红每天都很快乐，快乐得像一只害羞的小虫，飞着，舞着。她忘记了单调的工作，忘记了所有的疲惫。

爱情是美妙的。闭上眼，享受年轻人在一起的兴奋和欢喜，她常常哼起家乡的童谣。

周末，郑卫红会穿着粉底蓝格子衬衫、深蓝色牛仔裤，和张恩铭像城里人一样逛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精美高档的服装，光怪陆离的珠宝首饰——她兴奋地抬眼这里看看，那里瞧瞧。看到黄金金、亮闪闪的首饰，她又害羞地躲开营业员的目光，真想上前摸摸，又挪开身去。

她知道这些都不属于自己。

在服装区，她羡慕地看着城里人挑剔地试穿衣服，看着小朋友围着模特转圈。她想起家乡的杂货店，隔板上陈列的玻璃罐，里面有瓜子、硬糖、麻饼，恍若隔世。

日子过得飞快。半年过去了，这对小情侣几乎如胶似漆。同事们也津津乐道。天空是晴朗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张恩铭的工作是负责粘鞋底，有几个年头，突然开始连续低烧。几周不见好转，喉咙里咔血，关节开始酸疼。去医院检查——白血病。

郑卫红瞬间觉得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她像在黑夜里摸索着，双腿陷进泥潭，没有力气。无数次，他们彼此拉着手，默默流泪，对视直到天明。

工友们跑到厂办公室，言辞激烈，不懈地争取，厂长端着手，又垂下，脸上亮而横着的肉抽搐几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考虑着一松口的后果，随后就来了各自地域说话有分量的工友，劝退了他们，最后象征性地给了一些钱作为补助。郑卫红帮着收拾东西，默默不语地送走了张恩铭。

也送走了她的爱情。

五

八十年代的金溪农村，有正月舞龙舞狮的风俗。选出来的人都通晓点武术。石门的民风朴实却不乏彪悍，老人们流传着“舞狮一黑二黄”的说法，失了规矩，可能就要发生械斗。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郑卫红宗族的村民执意要舞黑狮。二月初五一大早，半牙的月亮还没有落下去，挂在天空。噼啪的敬神爆竹划破了宁静的沙公庙。庙台前摆着切成大方块插着筷子的猪肉、鸡蛋和糯米糍粑。队伍吃过早饭就出发了。

半晌，舞狮队伍路过一个村庄。人们奔跑过来，围观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村民目睹了多年未遇的黑狮灯，不满、指责、躁动的情绪一点就着。青壮年摩拳擦掌，有的背后斜插着劈柴。质问推搡开来，场面失控，拳脚相加。

最后，双方都互相搀扶着离开。

郑卫红的父亲腰和颈都受了伤。以后田间地头的劳作，他都很吃力。去信给女儿，有找个帮手的意思。

接信后，郑卫红从福建晋江回家了。

她什么都没说，一肩挑起了家里家外的担子。锄地，浇灌，耕田，插秧，施肥。常累得背像断了似的，脸和肩膀晒得褪了皮，手指变得异常肿胀粗大。天蒙蒙亮就牵着牛出了村口，累了就蜷在田埂上，抱着锄头打盹。

蛙鸣虫叫的夜里，她会想起奶奶哼的童谣：月公公，月婆婆……

不知觉间，眼眶就湿了。

但看着长势喜人的禾苗，闻着瓜果蔬菜的清香，望着弟妹安静地在屋里学习，想起小时候一起嬉戏打闹的日子，她心里又是幸福的。

六

四年大学学习、生活结束了。

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天空一片深蓝，一颗颗淡黄色的星星镶嵌在夜空里，璀璨又神秘。宿舍的同学们都走了，楼道里一片寂静，气氛有些悲凉。四年大学学习，生活几乎没有和在流水线上挣扎的郑卫红联系，我抑制不住，忐忑地拨通了郑卫红的电话。

她很惊讶，语气显得激动，说了一些祝福的话，也叮嘱了我一些她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最后平静的说，去了北京别忘了她，找个北京女朋友。

第二天，我最后一次打扫了宿舍，留下一件T恤衫，匆匆去了车站。七月的太阳并非特别热辣，但额头渗出汗珠，后背好像有虫子爬过。我在拥挤的长途汽车站里，焦急地候车。

从省城回家，简单收拾了两大包行李，就匆匆北上。到了北京西站没有歇息，路边买了碗面草草吃完，扛着行李一路打听坐公交到了丰台区造甲村。报到。办理入职手续时，一个留着短发的高个女人笑盈盈地过来。——也是她把我从分过来的学生档案中挑到她管辖的部门的。

我的专业可以从事人事、财务、经营、核算。结果，领导让我我去了宣传科。工作单调、枯燥，像作坊式广告公司里一样裁板、抠字、刻字、贴标语。

半年后，我变得疲惫、茫然。打算换岗位的天真想法愈加强烈起来。此刻，我完全理解了郑卫红劝我珍惜学习机会，理解了她所说的社会有受不完的罪。

一年后，我最终选择离职，去了别的公司。

我的霉运和社会毒打，就此也开始了。

人的意念活动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权衡利弊思虑过的，终究要反映到一定有形物质或者目的上来。在自己脚下走过的路，会留下痕迹。

尾声

岁月不饶人。

我和郑卫红都走过了贫瘠的少年，度过了可以说狼藉的青春。如今，都已步入中年。

我常常无言地劝告自己：虽然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但也不能沉湎在过去，被愤懑的阴影笼罩，年复一年地消磨意志。

窗外，春风又吹绿了野草。那些被踩倒的、被烧过的、被遗忘的，又齐刷刷地立了起来，生机盎然。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像什么都已经发生过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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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南京小学教师，一亩桃树能产多少桃胶

内容投稿：许可研

内容审核：王政主任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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