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被父母压死了法律怎么判，婴儿被大孩子压死

母亲被儿子亲手掐死，被抓后一句话让警察落泪，无数人为他求情

第一章 雨夜来客

雨下得没有半点章法，像老天爷端着一盆洗脚水，不分青红皂白地往人间泼。

陈志强站在自家老屋的门槛里面，半个身子淋在雨里，另半个身子被屋里那盏二十瓦的白炽灯泡泡着。灯泡用了太多年，灯罩上积着一层黑乎乎的油垢，透出来的光黄得发蔫，把他那张脸照得半明半暗。

他的右手还悬在半空，保持着刚刚放下电话的姿势。电话是打给110的，从拨号到挂断一共不到二十秒。他说了三句话：“我妈死了。是我掐的。你们来抓我吧。”

说完他就把电话挂断了，然后他就站在门口等。

这会儿是2003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十八，凌晨两点四十分。雨是后半夜下起来的，来得很急，像一口憋了很久的气突然吐出来。陈志强记得他动手的时候，雨刚落下第一滴，打在窗户玻璃上“啪”的一声响，像谁在外头轻轻敲了一下窗。

他回过头，看见母亲躺在床上。

王桂芬，六十三岁，骨癌晚期，已经卧床一年零四个月。此刻她的头发散在枕头上，花白的一蓬，像被雨打湿的枯草。她的脸很安静，眼睛闭着，嘴巴微微张开，像睡着了一样。只是她的脖子上，有一圈很淡的红色印记，正在慢慢变成紫红。

陈志强走过去，帮母亲把头发拢了拢。他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那种剧烈的抖，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停不下来的细碎颤抖。他的手很脏，指甲缝里塞着母亲脖子上的皮屑，他走到脸盆架前，用那块已经用秃了的毛巾蘸了水，一根一根地擦手指。

然后他回到门口，继续站着。

雨声越来越大，大得把世界上其他声音都吞没了。老屋的电线在风里“呜呜”地响，像有人在远处吹口哨。陈志强听不见自己心里的声音，他只听见雨。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听见远处传来警笛声。那声音被雨幕压着，一深一浅地传过来。陈志强心里咯噔一下，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已经擦干净了，但指甲缝里还有几粒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碎屑。

他等了一会儿，警笛声突然近了，近得像在耳边炸开。接着，一辆闪着红蓝灯的警车停在院门口，车门打开，下来两个人。一个年纪大些，个子不高，走路有点外八字；另一个年轻些，腿长，先跑到院子门口，用手电筒往屋里照。

陈志强站在门槛上没动。手电光柱打在他脸上，他眯了眯眼，但没有躲。

“谁报的警？”年轻警察隔着雨喊了一声。

“我。”陈志强说，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对方听见。

年轻警察回头看了老警察一眼。老警察点了点头，两个人加快脚步进了院子，皮鞋踩在泥水里“啪叽啪叽”地响。

老警察先走到陈志强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陈志强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背心，下面是条灰扑扑的短裤，脚上趿着一双塑料拖鞋。他比老警察高出一个头，但整个人佝偻着，像一根随时会折断的竹竿。

“你说你妈死了？你掐的？”老警察问，语气很平，听不出惊讶，也听不出愤怒，像在处理一桩普通纠纷。

“是。”陈志强点了点头，“人在里屋床上。”

老警察偏了偏头，示意年轻警察进去看看。年轻警察犹豫了一下，从腰里摸出一根警棍，握在手里，侧着身子进了里屋。过了几秒钟，他探出头来，脸色发白，冲老警察点了点头。

老警察呼出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陈志强。陈志强愣了愣，接过来，老警察又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了。两个人就这么站在门口，一个抽着烟，一个看着他抽。

“你叫什么名字？”老警察也给自己点了一根，吐出一口白烟，烟雾在雨幕前打了个转就散了。

“陈志强。”

“陈志强，我是城关派出所的张建国，张警官。”老警察说，“你刚才说的话，我得再跟你核实一遍。你母亲，是被你掐死的？”

“是。”

“什么时候？”

“大概半个小时前。”

“为什么？”

陈志强夹烟的手抖了一下，烟灰掉在脚背上，他也没去拍。他抬起头，看着张建国，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最终只发出一个短促的“啊”字，像嗓子里卡着一口痰。

张建国没催他，就站在那儿等。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在他们面前形成一道水帘。年轻警察从里屋出来，走到张建国身边，想说什么，被张建国用眼神止住了。

陈志强抽完那根烟，把烟蒂扔进雨里。烟蒂落在地上，红点闪了闪就灭了。

“我妈她……”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她求了我四年。”

张建国的眉头皱了一下，没说话。

“我说的是真话。”陈志强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破拖鞋，“你们查一下就知道了。她骨癌，查出来的时候就是晚期。这四年，她没睡过一个好觉，我也没睡过一个好觉。她每天晚上疼得拿头撞墙，把舌头都咬烂了。我给她买了止痛药，从开始的芬必得，到后来从黑市上买杜冷丁，一支一支地买，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前几天她跟我说，强子，妈真的撑不住了，你送妈走吧。我没答应。她就自己……自己拿剪刀扎自己的喉咙……”

他说到这儿停住了，张建国看见他的肩膀在剧烈地抖。

“她没扎准，扎在锁骨下面，流了很多血。我把她送到医院缝了三针。回来的路上她一直在骂我，说我没用，说她白养了我，说我连这点忙都不帮，说我是在折磨她。”

陈志强突然抬起头，眼眶红得像要滴血：“张警官，你知道吗，她求我的时候，我恨不得死的是我自己。真的，她活着受罪，我看着更受罪。”

张建国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这话留着到局里说吧。”

他掏出手铐，走到陈志强面前。陈志强很配合地伸出双手。手铐合上，发出“咔嗒”一声脆响，那声音在雨夜里格外清晰。

“走吧。”张建国说。

陈志强被带上警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屋。雨下得更大了，那间他住了三十多年的青瓦房在雨幕里缩成小小的一团，像谁随手丢在路边的一个旧火柴盒。

第二章 病房里的秘密

城关派出所的审讯室不大，一张铁桌子，两把椅子，头顶一盏日光灯“嗡嗡”地响，白惨惨的光照得人眼皮发烫。

陈志强坐在铁桌的一边，手铐取下来了，但脚上加了根铁链，另一头锁在桌腿上。张建国给他倒了杯热水，放在他面前。纸杯里的热气袅袅升起来，在日光灯下显得特别白。

“说说吧，从头说。”张建国在对面坐下，把记录本摊开，拔开笔帽。

陈志强捧着那杯水，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低头看着杯口，像要从那热气里看出什么答案来。

“你们先去查一件事。”他说。

“什么事？”

“我妈的病。县医院肿瘤科，刘春华医生。你们去问她，她什么都知道。”陈志强说，“还有我家的账本，在我妈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上面记着每一笔债。你们去查，就知道这四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张建国没说话，给旁边的年轻警察使了个眼色。年轻警察会意，起身出了审讯室。

“现在你先说。”张建国说。

陈志强闭上眼，沉默了大约两分钟。这两分钟里，张建国没有催他。日光灯“嗡嗡”地响，墙角的空调外机“轰”地启动了一下，又停了。

“我妈是1999年3月份查出来的病。”陈志强终于开口了，眼睛还是闭着，“那年我二十九，在深圳打工，在一个电子厂做拉长。我妈一个人住在老家，有一天她去赶集，从三轮车上摔下来，腿骨折了。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骨折不是主要问题，你骨头里有东西。后来一查，骨癌晚期。”

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讲别人的事。张建国刷刷地记录着。

“我接到电话就回来了。那时候我妈还能走，就是腿有点跛。她见了我，笑着说没事，养几天就好了。可她的脸蜡黄蜡黄的，眼睛下面两团青。我不信，拿着片子去了市里的医院，医生看了直摇头，说太晚了，已经转移到肝和肺了。最多三个月。”

陈志强睁开眼，看着张建国：“可我妈活了四年多。医生说这是奇迹，也有人说是因为我照顾得好。但只有我知道，这四年多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头半年，我妈还能撑着。她种菜、做饭、喂鸡，除了有时会突然喊疼，其他跟没事人一样。我也没再出去打工，就在镇上开了个修电动车的铺子。那时候我想，哪怕多陪她一天也是好的。”

“后来呢？”张建国问。

“后来就不行了。”陈志强摇了摇头，“从第二年开始，她就下不了床了。疼起来没日没夜地叫，叫得嗓子哑了，叫得邻居来敲门。我给她揉腿、揉后背，手都揉麻了，她还是疼。后来我开始给她买止痛药，从普通的去痛片开始，到后来吃芬必得，再后来芬必得不管用了，医生开了曲马多，再后来是杜冷丁。杜冷丁医院管得严，我只能从黑市上买，一支比一支贵。我那个修车铺子，后来盘给别人了，因为没时间去管。我欠的钱，算下来有六万多块。”

“六万多？”张建国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在2003年，六万块不是个小数目。

“对。我家那些亲戚，能借的都借遍了。后来他们都躲着我走，我上门去借钱，连门都不让进。我姨，就是我妈的亲妹妹，她家条件好，但她就借给我五千块，说不用还了，但以后别再找她了。我妈知道后，哭了一夜，说没脸见人了。”

陈志强说得喉咙有些发干，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已经凉了，他喝得“咕咚”一声，像嗓子眼儿里堵着什么。

“这些我都能忍。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妈她……”他的声音突然哽了一下，“她一开始还配合治疗，后来疼得受不了了，就开始求我。强子，你帮帮妈，你把妈弄死吧，妈给你跪下了。她真的给我跪过。她撑着从床上滚下来，用那个疼得变了形的膝盖跪在地上，给我磕头。我扶她，她拿头撞地，说你不答应我就撞死在你面前。”

陈志强用两只手捂住了脸。张建国看见他的指甲深深地掐进自己头发里。

“这四年，她求了我不下几十次。每次她疼起来的时候求，不疼的时候也求。她说不怕死，就怕活着拖累我。她说她一辈子没给过我什么好日子，临了还要败掉我的一辈子。她说她知道我有个谈了好多年的女朋友，因为我回来照顾她，人家跟别人跑了。她说她不活，我就解脱了。”

“你女朋友的事，是真的吗？”张建国问。

陈志强放下手，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她叫吴小燕，在深圳认识的，我们谈了五年。本来准备99年国庆节结婚。我回来照顾我妈，她等我等了两年。2001年，她给我打电话，说受不了了，她爸妈不同意。她说给我两个选择，要么把我妈送养老院，我回深圳；要么就分了。我选了留在我妈身边。后来听说她嫁了个做生意的，现在孩子都一岁多了。”

他说到这儿，居然笑了一下：“不怪她。换了我，可能也等不了。”

审讯室安静下来。张建国手里的笔停了，他看着记录本上密密麻麻的字，沉默了片刻。

“昨天晚上的事，你再详细说一遍。”张建国说。

陈志强的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眼睛看着天花板。日光灯的光把他的眼窝照出两个深深的阴影。

“昨天下午，我妈又闹了一回。她拿了一把剪刀，藏在枕头底下。我出去给她买饭，回来就看见她手上有血，剪刀掉在地上。她把大腿扎了一个洞，好在没扎到动脉。我用酒精给她消毒，她也不喊疼了，就是一直看着我笑。她说，强子，你拦不住我的，你总有不在家的时候。那会儿我要是再晚回来十分钟，她就没命了。”

他顿了一下，声音变得很低：“我当时就崩溃了。我跪在她床前，说妈，你别这样，你再撑一撑，医生说现在有新的止痛方案了。她就用那个带着血的手摸我的脸，说，强子，你糊弄谁呢，妈心里跟明镜似的。你让妈走吧，妈求你了。”

“然后呢？”

“然后晚上，我做了晚饭，她一口没吃。她跟我说，她想吃一碗豆腐脑。我出去给她买。雨就是那会儿开始下的。我骑着电动车跑了两条街，那家豆腐脑店关门了，我又绕了半个县城才买到。回来的时候，她又在疼，整个人蜷成一只虾米，牙齿把下嘴唇咬穿了，满嘴都是血。我赶紧给她打了一针杜冷丁，打完了她稍微好了一点。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那个眼神我形容不出来，就是……就是那种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一个结果的感觉。”

陈志强的手又开始抖了。他低下头，很久没说话。

“我坐在床边，她又开始求我。这次她没哭，我也没哭。我们就那么看着对方。她说，强子，妈这些年给你添的麻烦太多了，你让妈体体面面地走。她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我耳朵里。我说，妈，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她说，你好好过，重新找个女人结婚生子，妈在下面看着你。我说，我过不了自己这关。她说，你能的，你听妈的话，这是妈最后一次求你了。”

陈志强抬起手，做了一个掐的姿势。他的眼睛盯着自己的手，那只手悬在胸口，关节微微发白。

“我就……我就把手放到她脖子上了。她没有躲，反而把头仰起来，像是给我方便。我轻轻按了一下，又松开了。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按回她的脖子上，按得很紧，她的手那么瘦，却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她说，别松手，强子，别松手。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没有害怕，只有……只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轻松。然后我就……我就用力了。”

他说到这儿，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衣服被汗浸透了，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

“用了多久？”张建国问，声音有些干涩。

“我不知道。可能一两分钟，可能更久。她一直睁着眼看着我，到最后一刻都没有闭眼。她的脸从红色变成紫色，最后变成灰白色。我感觉到她的身体慢慢软下来，手从我的手腕上滑下去。她就这么走了。”

陈志强抬起双手，手掌翻过来，掌心朝上，像在展示什么罪证：“我的两只手，现在还留着她脖子的温度。”

张建国放下笔，站起来，走到门口。他拉开门，对外面站着的年轻警察说：“给我拿瓶水。”

年轻警察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张建国没接，说：“再给里面的人也拿一瓶。”

他回到座位上，把水放在陈志强面前。陈志强没动。

“你是什么时候打电话报警的？”张建国问。

“她断气之后，我坐在床边抽了两根烟。”陈志强说，“抽完了，我给她把头发梳好，把被子盖好，然后打了110。打的时候我一点犹豫都没有。我知道这是杀人，我认。”

“你有没有想过跑？”

“没想过。”陈志强摇了摇头，“跑什么？我连我妈都杀了，我还怕什么？”

张建国看着他，半晌，低声说：“陈志强，你知道吗，你这些话，够你判死刑的。”

陈志强抬起头，竟然笑了。那笑容很平静，像一块石子投进深潭，连个涟漪都没泛起来。

“张警官，你说，人一辈子最惨的，是不是就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张建国没回答。他收起记录本，站起来，走到审讯室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陈志强。

“那个医生，刘春华，我会去查的。还有你家的账本，你姨的电话，你邻居的口供。你现在这里待着，有什么需要跟外头的人说。”

陈志强点了点头，又端起那杯凉透了的水，一口一口地喝着。

第三章 刘春华的证词

第二天上午十点，张建国和年轻警察赵小军站在县医院肿瘤科走廊的尽头。

走廊很长，两边摆满了加床。加床上躺着各种面色灰败的病人，有的在输氧，有的在输液，有的在轻声呻吟。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尿骚味混合的气味，张建国皱了皱鼻子。

刘春华的办公室在走廊倒数第二间。张建国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个疲惫的女声：“进来。”

刘春华看上去四十五六岁，个子不高，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盘得一丝不苟。但张建国看见她的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白大褂上溅着几个黄色的药渍。

“您好，是刘春华医生吗？”张建国出示了证件，“我是城关派出所的，张建国。想跟您了解一个病人，王桂芬的情况。”

刘春华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身后的赵小军，叹了口气：“王桂芬……该来的还是来了。陈志强呢？他现在怎么样？”

“你认识陈志强？”张建国有些意外。

“怎么不认识。”刘春华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这四年，他往我这儿跑了无数次。有时候是深夜两三点，他妈疼得受不了，他就在这走廊里蹲着，等我出来。你们坐吧。”

张建国和赵小军在两个圆凳上坐下。刘春华给他们倒了两杯水，自己也坐下来。

“王桂芬的病例，我闭着眼都能背出来。”她说，“1999年3月确诊，右股骨骨肉瘤，合并肺转移、肝转移。预期生存期不超过六个月。她活到现在，说实话，我都没想过。”

“陈志强说，他母亲一直在求他……结束她的生命。”张建国说，目光直视着刘春华。

刘春华没有回避他的目光，点了点头：“这是事实。我跟王桂芬接触的这几年，她在清醒的时候，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刘医生，你帮我开点药，让我走了算了。我说这是违法的，我不能开。她就笑，说那我把药攒着，一次吃个够。后来我们病房里收过一个农药中毒的病人，王桂芬听说了，就问我，刘医生，那个药喝下去疼不疼？我当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那您觉得，陈志强这个人，怎么样？”张建国问。

刘春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我见过来陪护的家属，有陪一个礼拜就烦的，有陪一个月就翻脸的。陈志强陪了四年。四年啊，张警官。这四年他没有一天不在医院。他给他妈擦身、接尿、抠大便。他妈便秘的时候，他用手一点一点地抠。我就没见过他发过一次脾气。有时候他妈疼得急了，拿东西砸他，他就站在那里让她砸，砸完了给她擦药。”

她说着，声音有些发颤。张建国注意到她放在桌上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

“有一次，那是前年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王桂芬半夜发高烧，陈志强背着她走了四里路来医院。那天下大雪，他穿着单鞋，走到医院的时候脚都冻黑了。他们家里穷，买不起轮椅。到了医院，他把脚放在暖气片上焐，疼得直哆嗦。我给他看，十根脚趾头，有三根冻成了二度冻伤。我让他住院处理，他不肯，说没事，回家泡泡脚就好了。第二天我查房，看见他脚上裹着纱布，还在伺候他妈吃药。”

刘春华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张建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

“还有那个账。”刘春华继续说，“他为了给他妈买杜冷丁，到处借钱。有一次实在买不到了，他跑到我办公室，跪下来求我。说刘医生，你救我一条命，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我没办法，违法的事我不能干，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合法的止痛药物替代方案，虽然效果不如杜冷丁，但也能缓解一些。他就一直用那个方案，每个月来开一次药。”

“您知道王桂芬有自杀的倾向吗？”赵小军插了一句。

刘春华点点头：“知道。她不止一次试图自杀。去年用毛巾勒自己的脖子，被陈志强发现了。前年摔碎了输液瓶，拿玻璃片割自己的手腕，幸好割偏了。我给她处理伤口的时候，她跟我说，刘医生，我活着每一天都是在造孽。我花光了儿子的钱，耽误了他一辈子。你们让我死吧。”

她叹了口气，看着窗外：“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但跟王桂芬接触久了，我真的……有时候真的很矛盾。她的痛苦，是实在的痛苦，不是装的。骨癌的疼痛是癌痛里最剧烈的几种之一。到了晚期，很多病人是疼死的，不是病死的。”

“那您觉得，陈志强这么做……您怎么看？”张建国犹豫着问。

刘春华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走廊里传来病人压抑的咳嗽声。

“法律上，他有罪。”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良心这杆秤，每个人心里都有。张警官，我见过不少生死，也见过不少儿子送母亲最后一程。有的儿子哭天抢地，把孝心演给所有人看，可他妈活着的时候，连块热饭都没端过。陈志强这个人，他也许做了一件法律不允许的事，但他用四年时间，把自己活成了一根蜡烛，为他妈烧得干干净净。”

她说完，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这是王桂芬的病历，所有的记录都在里面。你们拿去。如果法院需要我出庭作证，我随时到。”

张建国接过档案袋，沉甸甸的。他忽然注意到刘春华的手腕上有一道很浅的疤。刘春华顺着他的目光低头看了一眼，淡淡地说：“几年前做手术时留下的。干我们这行的，身上多少都有点伤。”

张建国站起来，把档案袋夹在腋下，郑重地朝刘春华点了点头：“谢谢您，刘医生。打扰了。”

刘春华送他们到门口。就在张建国转身要走的时候，她突然叫住了他：“张警官，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您说。”

“王桂芬这个人，一辈子很苦。”刘春华说，“她三十五岁守寡，靠摆早餐摊把陈志强拉扯大。母子俩相依为命。她得病之后，总跟我说，她对不住儿子，说儿子小时候得了肺炎，她没钱住院，就用土方子给他灌姜汤，差点把孩子灌死。她说那是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她一直说，她不配做妈。”

刘春华说到这儿，声音有些哽咽。她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冲张建国摆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你们去忙吧。”

张建国和赵小军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六月的阳光毒辣辣地照下来，把他们的影子缩成两个小黑团。张建国忽然觉得嗓子里有些发苦，他掏出一根烟点上，用力吸了一口。

“师父，这事儿怎么办？”赵小军问。

“什么怎么办？”

“这个陈志强，他……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挺冤的。”赵小军挠了挠头，“我见过杀人犯，也见过孝子。但杀人犯和孝子，这俩词儿搁在一个人身上，我头一回见。”

张建国看了他一眼：“你还是太年轻。这世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我们管的是事实，不是良心。”

“那事实是什么？”

“事实就是，王桂芬死了，陈志强杀了她。”张建国说，“动机需要进一步查证，但口供、现场、尸检报告，这些都要做扎实。至于他冤不冤，不由我们说了算。”

赵小军不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张建国抽完烟，把烟蒂在垃圾桶上按灭，忽然问：“刚才刘医生说的那个王桂芬年轻时候的事，你记下来了吗？”

“记下来了。”赵小军说。

“好。”张建国抬头看了看天，“去王桂芬家那个村子看看，找邻居聊聊。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光是病痛这么简单。”

第四章 老屋邻居

王桂芬的家在县城东边的红旗村，离县城大约四公里。村子不算大，一百来户人家，大部分都盖了二层小楼，只有少数几户还是老式的青砖瓦房。陈志强家的房子就是其中之一。

张建国和赵小军先去了村委会。村支书姓罗，叫罗大友，五十来岁，圆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但听完张建国的来意后，他的笑容消失了，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陈志强杀了他妈？”罗大友的声音都变了调，“不可能吧？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目前来看，事实比较清楚。陈志强自己报的案，也认了。”张建国说，“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家的基本情况。”

罗大友愣了半天，从兜里掏出一包“红梅”，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却没点。他的嘴唇动了动，像在咀嚼什么。

“这家人……怎么说呢。”罗大友终于开口了，“王桂芬啊，命苦。她男人陈大国，早年开拖拉机给人拉砂石料，在1995年的时候出了车祸，死了。那时候陈志强才二十出头，在深圳打工。王桂芬就一个人住在村里，种地，养鸡，卖菜。后来她查出癌症，她儿子就回来了。”

“陈志强平时为人怎么样？”张建国问。

“那孩子没得说。”罗大友一拍桌子，“村里谁家有事，喊他一声他就来。修个灯泡、接个电线、帮忙搬个东西，从来不收钱。他妈生病以后，他一天到晚守在家里。我们邻居看在眼里，都替他累。有一次他妈半夜发病，他背着往城里跑，那天下着大雨，路滑，他摔了一跤，膝盖摔得血肉模糊，爬起来接着跑。我们几个村民在后面骑摩托追，愣是没追上他。”

罗大友说得激动，嗓门不自觉地高了。他点着了烟，深深吸了一口：“张警官，我说句不好听的，这案子要办，你们可得办出良心来。陈志强要是有罪，那这天下就没有有良心的人了。”

张建国没接话，只是在本子上记着。赵小军站在一旁，表情复杂。

从村委会出来，他们又走访了几户邻居。让张建国感到意外的是，几乎每一户邻居的说法都惊人的一致：陈志强是个孝子，王桂芬是个苦命人。

有一个老大妈，姓孙，住在陈志强家隔壁。她一边择豆角一边抹眼泪：“那孩子……我看着他长大的。从小就懂事。他爸没的时候，他才二十出头，回来看了一眼，给他爸上了三炷香，又回深圳打工去了。他爸的丧葬费都是他一个人出的。他娘得了那个病，他回来四年，那真是当牛做马啊。我有时候端碗饺子过去，他娘吃不下，他就说谢谢孙婶，端回去给狗吃。我说不能给狗吃，你吃。他说他不饿，等一会儿再吃。后来我才知道，他省下来给娘留着，怕娘半夜饿了。”

孙大妈抹了一把泪，继续说：“王桂芬这人……也是犟。她总觉得自己拖累了儿子。有好几回，她拉着我的手说，孙姐，你帮我个忙，你给我弄点老鼠药，我死了，他们都好过。我哪敢啊。我就劝她，说你好好的，儿子才有奔头。可她不听，她说她活着就是造孽。”

“那您觉得，陈志强会杀他妈吗？”张建国试探着问。

孙大妈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张警官，我活了大半辈子了，什么人我看不出来？陈志强那孩子，他对他妈，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他要是杀了他妈，那也是他娘求他的。他娘那么求他，换了我，我都扛不住。”

张建国没说话。

从孙大妈家出来，他们又走访了几户。有一户是陈志强以前的发小，叫周二虎。周二虎说，陈志强刚回来的时候，他请他喝过一顿酒。陈志强喝醉了，趴在桌子上哭，说：“二虎，我妈这辈子太苦了，我要是能替她疼，我宁可自己疼死。可现在我没用，只能看着她疼。”

周二虎说，那是他认识陈志强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他哭。

张建国一行最后去的是村东头的一户人家，户主叫李桂花，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李桂花家条件在村里算好的，前年刚盖了二层小楼。张建国之所以去找她，是因为刘春华提过，王桂芬有一个亲妹妹，叫王桂英。而王桂英，就嫁给了李桂花的弟弟。

李桂花听说张建国的来意后，表情很微妙。她把张建国让进屋，端上茶，自己坐在椅子上，半晌才开口：“王桂芬的事，我听说过。她那个病，是没得救了。她自己也说过，想早点走。”

“您知道王桂芬和她妹妹的关系怎么样吗？”张建国问。

李桂花犹豫了一下，说：“桂英条件好，在县城开饭馆。前些年，王桂芬没病的时候，她们姐妹俩关系还行。后来王桂芬生病，陈志强去借钱，桂英给了五千块。这事我也知道。桂英的意思是，这钱不用还了，但她家也不宽裕，要养孩子读书，实在拿不出更多。王桂芬就心里不痛快，觉得妹妹不帮自己。后来姐妹俩闹得不太好看。”

“怎么个不好看法？”

“就是吵了一架呗。”李桂花叹了口气，“有一回王桂芬病重了，住院交不上押金，陈志强又去找桂英借钱。桂英没在，她男人在店里，说钱都进货了，拿不出来。陈志强就走了。后来王桂芬不知道怎么听说了，气得饭都吃不下，说亲妹妹都不管她，还不如一个邻居。桂英后来去医院看她，她不见，隔着门骂她没良心。桂英哭着走了，再也没去过。”

李桂花说完，摇了摇头：“这事儿吧，都有难处。桂英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王桂芬那个病，就是个无底洞。可话又说回来，亲姐妹做到这个份儿上，也确实让人心寒。”

张建国在本子上写了几笔，然后问：“那王桂英现在在县城开什么饭馆？您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李桂花说：“她的饭馆叫‘桂英家常菜’，就在南街菜市场旁边。你们去了一问就知道。”

从李桂花家出来，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张建国和赵小军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人买了一瓶冰镇汽水，各自喝着。

“师父，我怎么觉得，这案子越查，陈志强就越不像个坏人。”赵小军说。

张建国用袖子擦了一下嘴角的汽水沫，没接话。他望着远处村子里升起的炊烟，沉默了很久。

“小军，你知道一个警察办案，最怕什么吗？”他忽然问。

“什么？”

“最怕把自己的感情带进去。”张建国说，“可这案子，我也算是干了二十年警察了，头一回觉得这感情，不知道往哪儿搁。”

他仰头把汽水喝干，把瓶子放在树根旁边。然后他拍了拍赵小军的肩膀：“走吧，去找王桂英。”

第五章 桂英家常菜

“桂英家常菜”在南街菜市场西边的一个门面房里，门脸不大，门口摆着几张矮桌，墙上挂着一块手写的菜单。下午四点多，不是饭点，店里没什么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坐在柜台后面，用一块湿布擦桌子。

这女人就是王桂英。她身材微胖，烫着一头卷发，脸上有淡淡的皱纹，但皮肤比一般的农村妇女要白净些。她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手腕上戴着一个银镯子。

张建国进门后出示了证件，说明了来意。王桂英的脸“唰”地就白了。她手里的抹布掉在柜台上，嘴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

“你姐的事，你听说了吗？”张建国问。

王桂英的身子晃了晃，一屁股坐在了身后的椅子上。她低着头，两只手绞着裙摆，指节发白。

“听……听说了。”她终于挤出一句，“昨天有村里人给我打电话，说志强被抓了。说他把他妈……我还以为是谣言。”

“不是谣言。”张建国说，“陈志强承认了。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王桂英抬起头，眼睛通红。她的嘴唇直哆嗦，像要说什么，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你和你姐姐王桂芬，关系怎么样？”张建国问。

这句话像是一根针，扎在了王桂英的痛处。她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来不及擦，顺着脸颊滴在裙子上。

“我……我对不起我姐。”她哽咽着说，“我不该跟她吵架。我不该不借钱。可她那个病……张警官，你知道吗，她那个病是治不好的。我咨询过医生，医生说就是烧钱续命。我家的钱……我儿子刚考上大学，学费一年一万多。我那个饭馆看着开得还行，但一个月除去房租水电人工，剩不下几个钱。我跟我男人商量了，能拿五千就是极限了。再借，就得卖房子了。”

她越说越快，像要把憋了几年的话全倒出来：“我姐骂我黑心，说我不顾姐妹情。可我怎么不顾了？她得病以后，我每个月都去看她，每次去都买东西。有一回给她买了一件羽绒服，四百多块，我自己都没穿过那么贵的衣服。可她不要，扔在地上，说我不该买衣服，应该把钱折成现金给她。她说志强为了给她买药，连双鞋都舍不得买，冬天穿单鞋。我听了心里跟刀子割一样。可我真的拿不出更多了。我也有家啊。”

张建国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她。

王桂英抽泣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她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擦了擦眼睛。

“我知道我姐怨我。她得的是绝症，她心里苦。可我也苦啊。她是我亲姐，我小时候，她背着我上学，给我做饭。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但心疼归心疼，钱的事，我是真的没办法。”

她顿了一下，问：“张警官，志强会判死刑吗？”

张建国没回答，只是说：“这个要由法律来定。”

王桂英的眼泪又掉下来了：“我这几天心里一直在想，当年我要是多借点钱，让他们日子好过一点，我姐是不是就不会那么绝望了？她是不是就不会……就不会让志强做那种事？可我后来又想，她那个病，再多的钱也救不回来。她疼起来的时候，钱也止不了疼。”

她说到这儿，忽然抬起头，像是想起了什么：“对了，张警官，我姐的账本，你们看了吗？”

“账本？”

“对。志强为了给他妈治病，借了多少钱，每一笔都记在本子上。那个本子他随身带着，怕丢了。有一次我找他，看见他在翻，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他跟我说，这些钱，他总有一天要还。”王桂英说。

张建国想起来，陈志强在审讯时提到过，账本在床头柜第二个抽屉里。

“我知道了。”他点了点头，“我们会查的。”

临走前，王桂英送他们到门口。她站在门边，眼睛里还含着泪，忽然说了一句：“张警官，如果法院要找人签字什么的，我愿意签字。我姐姐已经走了，志强这孩子……他不能再毁了。”

张建国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转身走了。

第六章 账本与信

回到派出所后，张建国申请了搜查令，然后和赵小军再次去了陈志强家。

老屋的门上已经贴了封条。张建国撕开封条，推门进去。屋里还是那天的样子，只是空气里多了一股潮湿的霉味。他径直去了里屋，走到床头柜前。

第二个抽屉没上锁。张建国拉开，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叠东西。最上面是一个蓝皮的笔记本，四角磨得发白。下面压着一叠纸，有医院收费单，有借条，还有一封信。

张建国拿起那个蓝皮本，翻开。第一页写着几个字，字迹工整，一看就是用了力气写的：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以下每一笔，我陈志强都会还。”

后面是一行行的记录。

“2000年3月7日，借周二虎3000元，给妈买杜冷丁。还期未定。”

“2000年5月13日，借孙婶800元，交住院费。还期未定。”

“2000年9月2日，借刘春华医生1000元（她不肯借，我跪着求的，她借了），买药。还期未定。”

“2001年1月15日，借县城王姐2000元，抵押电动车。还期未定。”

“2001年4月20日，借村东头罗大友500元，过年买米面。还期未定。”

“2001年8月11日，借王桂英3000元（她只给了5000，说另外2000不用还，但我要记着，总共借了3000，还差2000没拿到，以后一起还）。”

张建国一页一页地翻下去。这个本子上，密密麻麻记录了三十多笔借款，少的几百块，多的几千块，加起来大约六万四千块。每一笔后面都写着借款日期、原因和债权人姓名。有些借款后面画了勾，表示已经还了。

最后一页，写着：

“妈，这些钱，儿子一定会还清。您别担心。您的病也一定会好。儿子没什么本事，但有力气。等您好了，我出去打工，把钱都还了，再盖个新房子。您等着。”

张建国合上本子，沉默了很久。

赵小军凑过来看了一眼，小声说：“师父，这陈志强，是真的铁了心要还钱啊。”

张建国没说话。他拿起那封信。信封上没有贴邮票，用胶水封了口。张建国拆开，里面是一张信纸，字迹比账本上的潦草得多，像是匆忙中写的。

“强子：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妈已经不在了。妈写这封信，是在你出去买豆腐脑的时候。妈知道，你今天晚上可能会做那件事。我也知道，妈死了你肯定要报官。妈不拦你。妈只想跟你说几句话。

强子，妈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生了你。你爸走得早，妈没能给你好日子。你小时候，我总让你穿你表哥的旧衣服，你从来不抱怨。你上初中，考了全班第一，我连给你买双球鞋的钱都没有。你偷偷哭了，我看见了。但你没怪我。

后来你出去打工，每个月寄钱回来。你给妈买了新衣裳、新鞋，妈都说太贵，让你别乱花钱。其实妈穿在身上，出去跟邻居说，这我儿子买的。妈脸上有光。

妈得这个病，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你为了照顾妈，丢了工作，跑了女朋友，欠了一身债。妈知道，你心里苦。可妈真的撑不住了。妈疼起来的时候，像有人拿刀子，一点一点地割我的骨头。妈不是怕死，妈是不想再麻烦你了。

强子，妈求你的事，你别怪我。妈知道你下不去手。但妈真的不行了。你要是不帮我，妈就自己来。妈不怕疼，妈怕的是你下半辈子还被我拖累。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封信，记住妈的话：妈从来没有怪过你。你去报官也好，去自首也好，妈都理解。妈只求你别做傻事。你要好好地活着，把欠的钱还了，找个好姑娘，成个家。你过好了，妈在下面才能闭眼。

妈这辈子没给你什么。这封信，算是妈留给你的最后一样东西。

妈：王桂芬

2003年6月16日”

张建国读完了信，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他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赵小军在一旁探头看了看，然后退后一步，低着头，不说话。

“这封信很重要。”张建国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带回去，作为物证。另外，账本上的债权人，我要挨个核实。”

赵小军点头。

两个人又检查了一遍屋子。在厨房的灶台上，他们发现了一碗凉透了的豆腐脑，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皮。那是陈志强那天晚上冒雨买回来的，他妈没能吃上。

第七章 杜鹃

案件进入侦查阶段后，张建国带着赵小军走访了账本上记录的所有债权人。绝大多数人的说法都一样：陈志强借钱的理由都是“给我妈买药”或者“交住院费”。他们有的借了，有的没借，但没有人说陈志强借钱干过别的。

其中有一个债权人引起了张建国的注意。她叫杜鹃，三十来岁，是县医院附近一家小卖部的老板娘。账本上记录：“2002年7月19日，借杜鹃500元，买药。”

张建国找到杜鹃的时候，她正在店里整理货架。杜鹃个头不高，圆脸，眼睛很大，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围裙，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

“你就是杜鹃？”张建国出示了证件。

杜鹃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是。你们是来找我问陈志强的事吧？”

“你知道他出事了？”

“整个县城都传开了。”杜鹃放下手里的货品，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我听说他杀了他妈，是真的吗？”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张建国说，“陈志强向你借过钱吗？”

杜鹃点点头：“借过。去年七月份的事。那时候他妈病得厉害，杜冷丁涨价了，他手头紧。那天他来我店里买烟，我看见他脸色特别差，就问了一句。他一开始不肯说，后来才说他妈的药钱还差五百。我就借给他了。”

“你们只是普通的店主和顾客关系吗？”张建国问。

杜鹃犹豫了一下，看了看门外，然后压低声音说：“我跟他，算朋友吧。他以前在我这儿买过几次东西，我们就聊过几句。后来我听说他为了他妈，把修车铺都卖了，觉得这人不简单。有时候他来买水，我就多给他塞两瓶。再后来……有一次他妈半夜发病，他背着他妈来医院，路过我店门口，摔了一跤。我听见声音就出去了，看见他和他妈都倒在雨里。我帮他把他妈扶起来，送他们到了医院。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去看看他。”

杜鹃说着，声音低了下去：“张警官，陈志强这人，真的不坏。他的情况我都清楚。他欠我的五百块，后来还了一百，剩下的我也没催过。我知道他难。我有时候给他送饭，他都不好意思要，说等以后有钱了加倍还我。我哪能要他的钱啊，我就是……就是看他太难了。”

张建国看着她，问：“你和他之间有男女感情吗？”

杜鹃的脸“腾”地红了。她低下头，绞着围裙的带子，半天不说话。

“我问这个，不是打听隐私。”张建国说，“我需要了解他的社会关系。”

“我……我不知道算不算。”杜鹃终于抬起头，“我离过婚，带着一个女儿过。陈志强呢，他可能觉得配不上我。他老说，他欠了那么多钱，还有个重病的妈，谁跟他谁倒霉。可我不在乎这些。我是真想帮他。他妈的病，我也劝过他想开点。可每次一提，他就红着眼睛说，只要他妈能好，他什么都能豁出去。”

杜鹃的眼睛湿了。她别过头去，用袖子擦了一下。

“你去过他家吗？”张建国问。

“去过几次。给他妈送点水果什么的。他妈认识我，每次我去都拉着我的手哭，说苦了我了。我就劝她。可她总说，自己活着就是造孽，不如早点走。说实话，我有时候……有时候心里也动摇过。她那个样子，看着确实遭罪。可我也不能说让她死的话，我只能劝。”

张建国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陈志强被抓之后，你见过他吗？”

杜鹃摇摇头：“没有。我不懂法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听人说，他这种情况，可能要判很多年。张警官，你说，他会死吗？”

张建国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法律会公正处理的。”

杜鹃咬了咬嘴唇，忽然说：“如果法院需要证人，我愿意去。我要给他作证，他是被逼的。他妈求他，他才那么做的。”

“你怎么知道他妈求他？”张建国问。

杜鹃说：“有一次我去他家，还没进门，就听见他妈在屋里喊。她说，强子，你行行好，把妈弄死吧，妈求你了。我站在外面，腿都软了。后来我进去，他妈看见我，就停了。但我看得出来，这种话她不是第一次说。”

张建国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杜鹃叫住他：“张警官，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去看守所看看他。行吗？”

“这个需要按照法律规定来。”张建国说，“现在还是侦查阶段，家属之外的人不一定能见。你有什么话想带给他，我可以转告。”

杜鹃想了想，摇摇头：“算了。你就告诉我，让他别灰心。外面的人都在帮他。”

张建国点了点头，离开了小卖部。

第八章 铁窗内外

案件侦办了半个多月，所有的证据基本固定。尸检报告显示，王桂芬系因外力压迫颈部导致窒息死亡，死亡时间与陈志强供述的时间吻合。杜冷丁的来源也已查清，是陈志强通过县城一个叫“老黑”的人从黑市购买的，老黑另案处理。

所有的口供、物证、书证，都指向一个清晰的事实：陈志强亲手掐死了他的母亲王桂芬。

但另一个事实也同样清晰：王桂芬在这四年间，多次主动寻求死亡；陈志强在这四年间，用尽了一切办法延续她的生命。

张建国把这件案子的材料整理完，准备移送检察院。在移送的前一天，他接到通知，说陈志强在看守所里想见他。

张建国去了看守所。

会见室里，陈志强坐在铁栅栏后面，头发剃短了，露出青白色的头皮。他穿着看守所的黄色马甲，整个人又瘦了一圈。但精神还算不错，眼神清明。

“张警官。”他站起来，隔着铁栅栏对张建国点了点头。

张建国在他对面坐下，观察了他一会儿，说：“瘦了。”

“是。里面吃的清淡，但也算规律。”陈志强笑了笑，“至少不用半夜起来侍候人了。”

张建国没笑。他翻开记录本，问：“你找我来，有什么事？”

陈志强沉吟了一下，说：“我想问一下，我妈的遗体，什么时候能火化？我们村里的规矩，人走了要入土为安。我虽然在里面，但我想请人帮她办一办。我姨……我妈的妹妹，您见过她吗？”

“见过了。”张建国说，“王桂英。她表示愿意处理你母亲的后事。”

陈志强点了点头，像是松了一口气：“那就好。虽然她和我妈后来闹了别扭，但她毕竟是我亲姨。我妈不在了，我也就只能托她了。”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一件事。张警官，您把我家的那个账本找到了吧？”

“找到了。那封信，我们也找到了。”

陈志强低下头，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手指绞得发白。他的嘴唇动了动，过了好半天才开口：“我妈写的信……我没有那个，那是妈留给我最后的话。你们取证完了，能不能让我留着？”

张建国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说：“这个我尽量协调。但你的案子马上移送检察院了，接下来是起诉和审判。你做好准备。”

“我知道。”陈志强抬起眼，目光平静，“张警官，这段时间你为我的事费心了。不管最后怎么判，我都认。人是我杀的，这一点我从来没想过要抵赖。但我想让法院知道，我妈她……她真的不是死于我的恨。她是死于我的爱。这话听起来矛盾，可我知道，您应该能理解。”

张建国没有接话。他站起来，准备结束会见。

陈志强也站了起来。他突然叫住张建国：“张警官。”

张建国回头。

“如果判我死刑，我枪毙之前，能不能让我去我妈坟前磕个头？”陈志强的声音有些发颤，“就磕一个头。然后我眼也不眨地走。”

张建国的喉咙动了动，没说话。他转身走出了会见室。

门在身后关上，他听见铁栅栏那头传来一阵压抑的、低低的呜咽声。

第九章 王桂英的转变

案子移送检察院后，张建国本以为自己和这件事的关联就此告一段落。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王桂英找上了派出所。

那天是7月3号，下午刚下过一场雷阵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泥土的腥味。王桂英骑着一辆电动车，来到派出所门口。她的眼睛红肿，像是哭了很久。

“张警官，我想问一下，陈志强的案子，我能做点什么？”她坐在接待室里，声音沙哑。

“你想做什么？”张建国问。

王桂英沉默了片刻，说：“我想给他写一份求情书。不，是给法院写一份求情书。我想让他们从轻发落。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姐不在了，志强又出了这事。这个家，就这么……就这么散了。”

她说着，眼泪又涌了出来。张建国递给她一张纸巾。

“我当年要是多帮衬他们一点，我姐也许不会那么绝望。志强也不会走投无路。”王桂英用手背擦着眼泪，“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只能尽量弥补。我欠我姐的，也欠志强的。”

张建国叹了口气：“王桂英，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求情书这个东西，最好通过正规途径交给法院。而且，你要考虑清楚，你的求情有没有实际意义。陈志强的案子，事实清楚，法律上很难改变定性。”

“我知道杀人偿命。”王桂英说，“可志强他，真的不是那种杀人犯。我姐的病我清楚。她早就不想活了。有一回我去看她，她让我帮她把窗子打开，她想跳下去。我不让。她就说，你走吧，你走了我还是会跳。后来我告诉了志强，志强就把家里的窗户都钉死了。你说，他防了我姐四年，最后还是没防住。这不是他杀了我姐，这是我姐自己求来的。”

张建国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王桂英继续说：“我这些天，白天黑夜睡不着觉。一闭眼就看见我姐。她以前对我那么好。我小时候，家里穷，有好吃的她都让给我。我上初中的时候，她每天骑自行车接我，风雨无阻。后来她嫁到红旗村，我还在读书，她每个月给我塞零花钱。这些事我都记得。”

她突然哭出了声：“可我怎么就……怎么就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把她拒之门外了呢？她骂我，我不该跟她斗气。她快死了，我让让她不行吗？我非要在乎那几个臭钱！”

王桂英哭得浑身发抖。张建国没有打断她。

等她稍微平静下来，张建国问：“你丈夫知道你来这儿吗？”

王桂英点点头：“他知道。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他也后悔。他说当年没有尽力帮我姐。他这人就是那样，嘴硬心软。我姐住院的时候，他其实偷偷去送过钱，但被医院退回来了，说志强已经交了。”

张建国听了，没说什么。他站起来，给王桂英倒了杯水，然后说：“求情书你可以写。我不拦你。但我要提醒你，法律上的事情，不是靠求情就能改变的。陈志强的情况，我们会客观公正地处理。你作为被害人亲属，你的意见，法院会适当考虑。”

“我没有意见。”王桂英立刻说，“我不怪他。我一点都不怪他。要怪就怪我自己。你们别给我扣什么被害人亲属的帽子。我算什么亲属？我就是一个……”

她的话没说完，又哽咽了。

张建国送王桂英出去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西边的天空像被撕开一道口子，血红色的晚霞泼了半边天。王桂英推着电动车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派出所的门牌。

“张警官，我姐的字写得不好。”她突然说，“但她写那封信，我猜，她一定是想了很久。她走之前，一定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志强。”

张建国点点头，目送王桂英骑上车，消失在晚霞里。

第十章 检察院的讨论

7月10号，案件移送到县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官叫林涛，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为人严谨。他翻阅了全部的案卷材料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这个案子，事实没问题，证据也扎实。”林涛对身边的同事说，“但我觉得，就这么直接起诉，有点……”他找不到合适的词。

“有点什么？”同事问。

“有点太冷冰冰了。”林涛说。

他找到张建国，又详细地了解了一些案卷上没有写的情况。张建国把王桂芬的病例、账本、那封信，以及走访中了解到的情况，一一做了介绍。

林涛听后，眉头紧锁。他说：“从法律上讲，陈志强构成故意杀人罪，这个没有争议。主观上他有掐死王桂芬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行为，并造成了死亡结果。但这里有几个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需要考虑。第一，被害人有明显的求死意愿，并且在案发时主动引导了行为；第二，犯罪嫌疑人长期照顾被害人，付出了巨大牺牲，事后主动报警，如实供述；第三，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群众意见也很大。”

“群众意见大？”张建国问。

“对。这几天，检察院门口来了不少人。有红旗村的村民，有县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林涛说，“他们都是来给陈志强求情的。他们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请从轻处理孝子陈志强’。我们能拦住人，但拦不住民意。”

张建国听了，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感觉。他想起了一个月前，他站在陈志强家门口，听着雨声和警笛声。那时候他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杀人案。现在他才知道，这背后有太多他无法用警徽来衡量的事情。

“那你们准备怎么起诉？”张建国问。

林涛说：“我建议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但在量刑建议上，会充分考虑从轻情节。具体的刑期，还要看法院怎么判。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案子，判死缓或者无期徒刑都有可能，但绝对不会是死刑立即执行。”

张建国点了点头。他点着一根烟，抽了两口，忽然问：“林检，你说句心里话。如果换了你，你会怎么做？”

林涛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我不做这种假设。法律人最忌讳感情用事。这个案子，我依法办案，良心放中间。”

张建国笑了笑，把烟按灭，站起来说：“也是。”

第十一章 审判日

2003年9月12日，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这一天是中秋节。法庭的窗户半开着，窗外飘进来桂花的香气，混着秋天特有的干燥空气。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红旗村的村民，有杜鹃，有王桂英，有刘春华医生，还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张建国坐在最后一排，旁边是赵小军。

陈志强被法警带进来的时候，旁听席上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他穿着灰色囚服，手脚都没有戴戒具。他走得很慢，但步伐很稳。他的目光扫过旁听席，在杜鹃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杜鹃的眼睛红了，她低下头，用袖子捂住嘴。

审判长宣布开庭。

公诉人林涛宣读了起诉书。他历数了陈志强的犯罪事实，引用了法条，提出了量刑建议：建议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辩护人是一个约摸三十五六岁的女律师，叫周敏，是法院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她的辩护意见很清晰：被害人有求死意愿，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帮助型杀人，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长期尽到照顾义务，具有明显的社会可从轻情节；被告人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构成自首。周敏建议法院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这些情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庭审进入质证阶段。公诉人出示了尸检报告、现场照片、杜冷丁购买记录等证据。辩护人则出示了王桂芬的病例、陈志强的账本、王桂芬的亲笔信，以及医院、邻居、债权人的多份证言。

刘春华作为证人出庭。她站在证人席上，声音不大，但很坚定：“王桂芬在住院期间，多次表达求死意愿。她的疼痛程度，从医学角度讲，属于最剧烈的癌痛，现有的止痛手段基本无法完全缓解。陈志强作为唯一的照顾者，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在我看来，超出常人想象。”

她说这些的时候，旁听席上有几个村民在抹眼泪。

杜鹃也出庭了。她说了自己听到的王桂芬求死的话。她说的时候，声音发抖，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最后她加了一句：“陈志强是一个好人。他如果不做这件事，他妈就会一直受罪。他做了，自己又进了监狱。我不知道谁错了。但如果法律认为他有罪，那我想说，这个有罪的人，比很多无罪的人更值得尊敬。”

旁听席上有人鼓掌，被法警制止了。

陈志强最后陈述的时候，他站起来，面朝审判席。他的声音沙哑，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很清晰。

“我没有别的可说。人是我杀的，我认罪。我不管法庭怎么判，我都没有怨言。但我只想说一句话：我妈活着的时候，我没有亏待过她一天。她走了，我也没让她多受一秒钟的苦。我不是个好公民，但我自认为，我做了儿子该做的事。”

他说完了，坐下去。法庭里安静极了，只有窗外的桂花香气在空气里静静地飘。

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评议。

大约四十分钟后，重新开庭。审判长宣读判决书。

“被告人陈志强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况，被告人具有自首、认罪悔罪、被害人主动求死、被告人长期尽孝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本庭合议庭充分评议后，判处被告人陈志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判决书宣读完毕，法庭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像炸了锅一样。有人在哭，有人在喊“青天大老爷”。杜鹃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耸动。王桂英靠在丈夫身上，泣不成声。

陈志强站在被告席上，愣了几秒钟。他的嘴唇颤动着，然后慢慢地，他对着审判席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张建国在最后一排站起来，转身走出了法庭。赵小军跟出来，说：“师父，三年，缓刑五年。这简直是……”

“是什么？”张建国问。

“我说不出来。”赵小军挠了挠头，“好像判得很轻，但又觉得挺合理。这案子要是判重了，老百姓不服；判轻了，法律尊严受损。三年缓五，算是折中吧。”

张建国抬头看着远处的天空。中秋的太阳温和地照着，天很高，蓝得透亮。

“你知道我今天来听庭，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吗？”张建国说。

“什么？”

“陈志强从头到尾，没有为自己说过一句‘我冤枉’。”张建国说，“他说的都是‘我认罪’。可这个‘认罪’的人，让整个法庭的人都在为他求情。这世上的对与错，有时候真不是法律条文能说清楚的。”

赵小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第十二章 回家

陈志强走出看守所那天，是2003年9月15日，中秋节后的第三天。

天气很好。陈志强站在看守所门口，身上穿着进来时那件蓝背心，外面套了一件赵小军给他拿来的旧夹克。他的头发长出来一点了，像一层薄薄的青茬。他眯着眼看了看太阳，深吸了一口气。

看守所门口等着不少人。王桂英站在最前面，旁边是她男人。杜鹃牵着她六岁的女儿，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刘春华医生站在杜鹃旁边，朝他点了点头。张建国和赵小军站在警车旁边，没往前走。

陈志强走过来，先对张建国说：“张警官，谢谢你。”

张建国摆了摆手：“别谢我。谢谢法律吧。你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陈志强点点头，然后看向王桂英。王桂英泪眼婆娑地走过来，叫了一声“志强”，就再也说不出话了。陈志强叫了一声“姨”，然后抱了抱她。这是四年来，他第一次主动抱人。

“姨，我妈的后事办得好吗？”他轻声问。

“好。都办好了。就在你爸旁边，一棵松树底下。村里人都来帮忙了。”王桂英哭着说，“志强，你瘦了。跟姨回去，姨给你做饭。”

陈志强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他走到杜鹃面前。杜鹃仰着脸看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有掉下来。她的小女儿抱着她的腿，仰头看着这个高大的陌生男人。

“你还好吗？”陈志强问。

“我很好。”杜鹃说，“你出来就好。我……我那天去听了庭。你很勇敢。”

陈志强挤出一个笑：“勇敢什么。我最不勇敢了。”

杜鹃没接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他手里。陈志强低头一看，里面是一叠钱，约摸几千块。

“这是你欠我的五百块，我还给你。”杜鹃说，“你拿着用。我不需要你还。如果你要还，就等你以后有钱了，给我女儿买件新衣服。”

陈志强看着那个信封，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他没有推辞，把信封收好，然后蹲下来，平视着杜鹃的女儿，轻声说：“你叫什么名字？”

“李晓芸。”小姑娘怯生生地说。

陈志强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那是他在看守所最后一餐发的，他没舍得吃。他把糖放到李晓芸的手心里，说：“晓芸，记住，你妈妈是个好人。以后要听她的话。”

李晓芸点点头，把糖攥得紧紧的。

陈志强站起来，转过身，看了看那辆警车旁的张建国。他朝张建国挥了挥手，然后大步朝县城的方向走去。

王桂英喊他：“志强，你往哪走？跟姨回家！”

陈志强没有回头，只举起一只手挥了挥，说：“姨，我先回趟家。看看我妈。”

第十三章 坟前

红旗村东边的山坡上，有一小片坟地。那里长满了松树和柏树，风一吹，松涛呜呜地响，像有人在远处低吟。

陈志强走到父母合葬的坟前，跪了下来。

坟是新的，土还是潮湿的。坟头上插着一根竹竿，上面系着一条白布。白布在风里微微地飘。

陈志强磕了三个头，额头抵在泥土上，很久没有抬起来。

“妈，我出来了。”他开口说话，声音哽在喉咙里，“法院判了我三年，缓五年。他们说，是因为您留的那封信。妈，您真厉害。您连走了之后，都在护着我。”

他说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他把脸埋在土里，整个身子蜷缩起来，发出一种低沉的、像野兽一样的呜咽声。那呜咽声从胸腔深处挤出来，断断续续，像要把四年来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所有憋着不能流的眼泪，都在这一刻倾泻干净。

他哭了很久。最后，他抬起头，脸上沾满了泥土和草屑，眼睛红肿。他摘了一朵开在坟边的野菊花，放在坟头，然后站起来。

“妈，您放心。我没事。”他对着坟说，“我会好好的。我把账还了，把日子过好。您在那边，要是见着我爸，别跟他吵架。他嘴笨，您让让他。”

他说完了，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准备走。

然后他看见了张建国。张建国就站在几米外的一棵松树下面，手里夹着一根烟。他显然已经来了很久。

“张警官。”陈志强有些意外。

张建国走过来，站在坟前，鞠了三个躬。然后他直起身，对陈志强说：“我送送你。”

“送我去哪儿？”

“回城。”张建国说，“你不是要把日子过好吗？总得先找个落脚的地方。我认识一个修电动车的老板，他那边缺人手。你去试试。”

陈志强看着他，眼里的泪意还没干，但嘴角慢慢浮起一个笑：“张警官，你这警察当得，跟别人不一样。”

张建国摆了一下手：“别说这些了。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账还有多少没还？”

“六万四千块，还了差不多七千。还差五万七。”陈志强说，“我慢慢还。”

张建国“嗯”了一声，转身朝山坡下走去。陈志强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走着。秋天的阳光透过松针洒下来，在地上筛出细碎的光斑。

“张警官，你说，我妈那封信，你们是怎么找到的？”陈志强问。

“在你床头柜第二个抽屉里。”张建国说，“和她那些病历、借条放在一起。我猜，她写信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想好了。”

陈志强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她那天晚上让我去买豆腐脑，就是为了写信。她知道我会看那个抽屉。她什么都算到了。”

张建国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陈志强又说：“可是有一件事，她没算到。”

“什么事？”

“她没算到，我会被判缓刑。”陈志强笑了一下，“她以为我会坐很久的牢。她那封信里说，让我重新找个女人结婚生子。可如果我真的坐了牢，出来的时候都多大了，谁还跟我。”

张建国也笑了，笑得有些无奈：“你妈是为你着想，但不是每件事都能算准。”

两个人走到山坡下的公路边。张建国的车停在那里。陈志强站在路边，回望了一眼山坡上的坟地。远远地，那根系着白布的竹竿还在风里飘。

“张警官。”陈志强忽然说，“您说，人死了以后，真的有灵魂吗？”

张建国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了车子。他透过车窗说：“有没有灵魂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妈一定希望你把她的那份活出来。”

陈志强听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打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

车子驶上公路，朝县城的方向开去。路两旁的稻田已经泛黄，几个孩子在田埂上追逐。远处，一轮偏西的太阳挂在半山腰，把整片山野染成暖融融的金色。

陈志强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风从半开的窗缝里灌进来，带着稻香和桂花的味道。

他突然开口：“张警官，我那天晚上报警之后，站在家门口等你们。雨那么大，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当时觉得，只要我妈不疼了，我怎么都行。后来你们来了，你给我点了一根烟。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这根烟抽完，我这辈子就结束了。可现在我坐在这里，看着外面的太阳，我觉得……我还活着。”

张建国握着方向盘，目光直视前方。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活着就好。”

车子驶入县城的迎宾大道，路边有人放起了中秋的烟花。白日的烟火在空中绽开，虽然看不见颜色，但能听见一声声闷响，像远方的鼓点。

陈志强闭上眼睛，在心里轻轻地说了一句：“妈，我回家了。”

第十四章 新生活

四个月后。

陈志强在县城南街租了一间小平房。房子不大，一门一窗，前面用铁皮搭了个简易棚，算是修车铺。门口挂着一块三合板做的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志强修车行”。

他穿着深蓝色的工装，趴在地上给一辆电动车补胎。天很冷，但他的额头冒着一层细汗，手上的油污和冻裂的伤口混在一起。他补完胎，把轮子装上，站起来用袖子抹了一把脸。

“好了。补个胎两块钱。”他对车主说。

车主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骑着车走了。陈志强把钱塞进腰包，走到门口，从煤炉上拎起水壶，倒了一搪瓷缸热水，慢慢地喝。

他的日子过得简单而规律。每天天不亮就开门，晚上天黑才收工。来修车的人不多，一天下来能赚个二三十块。他把赚到的钱分成了三份：一份留作生活开销，一份攒起来还债，还有一份很小很小的一份，他放在一个铁盒里，那个铁盒藏在床底下。他管那个铁盒叫“妈的钱”。

那封王桂芬的信，他托张建国帮忙从办案材料里取回来了。信纸被折了几道，边角有些磨损。陈志强用一个透明的塑料文件袋装好，放在了铁盒里。每天睡前，他都要拿出来看一遍。看完了，再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杜鹃有时候会来看他，给他送点吃的，或者帮他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回去洗。陈志强开始不好意思，总说不用不用。后来杜鹃把衣服一抱就走，骂他：“你一个大男人，冬天手冻得跟胡萝卜一样，还洗什么衣服！”陈志强就不再推辞了。

王桂英也来过好几次。每次来都带很多菜，给他做顿热乎饭。她跟陈志强之间，已经没有了之前那些隔阂。王桂英总念叨：“志强啊，你有空去我店里坐坐。你姨夫说了，你修车的手艺好，不如去他店里帮忙，一个月给你开一千五。”

陈志强笑着摇头：“姨，您别劝了。我自己的债，自己还。去您店里干活，您不好意思催我，我也不好意思拿您工资。这样挺好。”

王桂英拿他没办法，只能叹着气走了。

张建国也来过一次。那天他休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过来，说车闸不灵了，让陈志强给看看。陈志强调好后，没收他的钱。两个人坐在铺子里，喝着茶，聊了半下午。

张建国问他：“还了多少了？”

“三千多。”陈志强说，“慢慢来。”

“那个‘老黑’，判了三年。”张建国说，“他供出了好几个人。黑市上那些卖杜冷丁的，被端了不少。也算是个好事。”

陈志强点点头：“药是好药，就是不该那么卖。我妈疼起来，那些药能救她。可别人拿去干别的事，那就是害人。”

张建国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第十五章 旧信新读

这年的除夕，陈志强没有回村里。他一个人守在修车铺里。街上很冷清，偶尔有鞭炮声从远处传来，闷闷的，像一个个无力的叹息。

他烧了一锅水，煮了一碗速冻饺子。饺子是杜鹃送来的，韭菜鸡蛋馅的。她怕他一个人过年冷清，特意多包了一些，用塑料袋装着冻好。陈志强吃完饺子，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着远处县城中心那一片灯火。

他拿出那个铁盒，打开。里面放着王桂芬的信、账本，还有一小瓶他偷偷留着的杜冷丁空瓶子。他没有扔掉那个瓶子，因为那是他妈用过的最后一个药瓶。瓶盖已经磨得发亮。

他把信抽出来，展开。信纸已经有些发脆了，字迹还是那么潦草。他借着屋里透出来的灯光，一字一句地读。

“强子，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妈已经不在了……”

读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在“妈已经不在了”那几个字上，然后他抬头看了看天。冬天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稀疏的星。

“妈，今天过年了。”他小声说，“我在县城挺好的。今天修了三辆车，赚了二十八块。还了五块给周二虎，他说不要，我硬塞给他了。欠的钱还差五万二。我会一直还的。”

他停了一下，声音更轻了：“杜鹃给我送了饺子。她对我很好。我有时候觉得，我配不上她。我有前科，还欠着一屁股债。可她总说，她不图我什么。她说她女儿挺喜欢我的。那孩子见了我，就喊我‘叔叔’。我每次听见她那么喊，心里就暖烘烘的。”

他又把信折好，放回铁盒里。然后他端起凳子旁边的搪瓷缸，把最后一口凉水喝掉。

远处，有人放起了烟花。一朵两朵，在县城上空绽开，把半个天空照亮。陈志强仰头看着，忽然觉得，那些烟花在灰蒙蒙的深夜里，像是往天上撒了一把碎金子。

他站起来，把铁盒紧紧搂在怀里。他的影子被烟花的余光拉得很长，落在修车铺前面的地上。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

那个影子很瘦，微微弓着背，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芦苇。但这根芦苇没有倒。它还在风里，立得稳当当的。

陈志强转过身，走进屋里。门关上的时候，传来铁皮棚子轻轻“咔嚓”一声响，像谁在夜里应了一声他的呼唤。

而远在城南的桂英家常菜馆里，王桂英正站在门口，朝南街的方向张望。她男人走过来，给她披上一件外套。

“看什么呢？”

“看志强那边。”王桂英说，“也不知道他一个人过年，冷不冷。”

男人叹了口气：“改天去叫他来家里吃顿饭吧。”

“我去了。他不来。”王桂英摇摇头，“这孩子，打小就犟。像他娘。”

他们又站了一会儿，直到烟花散尽，风从街口灌进来，带着冬天特有的干冷。王桂英把外套裹紧，转身进了门。

第十六章 开春

2004年3月，南方的小城开始回暖。道路两旁的柳树抽出嫩芽，田间地头的油菜花黄灿灿地铺开，像给大地泼了一桶金油。

陈志强的修车铺外头，多了一个小铁架，上面摆着几盆杜鹃花。那是杜鹃开春时送来的。她说：“店门口摆几盆花，显着有生气。”陈志强说：“我一个大男人，养什么花。”杜鹃白了他一眼：“花又不是给你养的，是给我看的。我路过的时候，看着顺眼。”陈志强就笑着不说话了。

那天下午，他接了一个大活。一个货车司机拉着半车西瓜，路过南街时胎爆了，歪歪扭扭地开到修车铺前。陈志强帮他补了胎，又检查了另外几个轮胎，发现其中一条外胎已经磨得露了线头。他劝司机换一条。司机不乐意，说将就着开。陈志强说：“大哥，不是我想赚你的钱。这条胎要是再爆在高速上，你这一车瓜就全完了。”司机想了想，同意了。

换完胎，司机从车上抱下来一个西瓜：“陈师傅，这个给你。谢了。”陈志强推辞不掉，只好收下。

他把西瓜切成两半，自己吃了一小块，剩下的用塑料袋包好，骑着他那辆破电动车去了杜鹃的小卖部。杜鹃正给一个学生找零钱，见他来了，笑着问：“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陈志强把西瓜放在柜台上：“货车司机送的。你拿回去给晓芸吃。”

杜鹃看了看那半块西瓜，又看了看陈志强，眼睛里闪着柔柔的光：“你自己吃了吗？”

“吃了。挺甜的。”

杜鹃从柜台后面绕出来，给他倒了杯水。陈志强接过水，问：“晓芸呢？”

“上学去了。这学期报了书法班，每天下午多上一个小时的课。”杜鹃说，“她字写得不错，老师夸她有天赋。”

“好。”陈志强点点头，“多读书好。将来有出息。”

杜鹃看着他，犹豫了一下，说：“志强，有句话我想跟你说。”

“你说。”

“我……我有个表姐在省城开家政公司，想叫我过去帮忙。工资比这边高不少。她说可以带着晓芸去那边上学。”杜鹃低着头，声音很小。

陈志强的手顿了一下。他放下水杯，看着杜鹃：“你决定好了？”

“还没。”杜鹃抬起眼看他，“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陈志强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的目光越过杜鹃，落在店铺外头那一排矮房子上。阳光从西边照进来，把空气中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像细小的金屑在飞舞。

“你要是为了晓芸，去省城也好。那里的学校比这边强。”陈志强终于开口，声音很稳。

“那你呢？”杜鹃问。

陈志强笑了一下：“我就在这儿。修车铺子生意还行。再说，我也不会干别的。去了省城，我连个搭手的活儿都找不到。”

杜鹃咬了咬嘴唇，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低下头，用脚尖划着地面。沉默在两个人之间铺开，像一层薄薄的霜。

过了好一会儿，杜鹃说：“那我不去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杜鹃抬起头，冲他一笑，“我表姐那儿，工资是高，但一个人带晓芸，也太累。这边好歹有你在。我不去了。”

陈志强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那行。有事你找我。”

第十七章 匿名信

清明过后，天气渐渐热了起来。陈志强的修车铺生意也好了不少，有时候一天能挣四五十块。他省吃俭用，账本上的数字在一点点变小。

四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他正准备收摊，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了铺子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灰色西装，戴一副金丝眼镜，梳着偏分头。一看就不是来修车的。

“陈志强？”那人问。

“是我。您哪位？”陈志强把手里的扳手放下，在裤子上蹭了蹭油。

“我是县宏图建筑公司的。我姓周，周明发。”那人递上一张名片。

陈志强接过名片看了看，抬头问：“周先生有什么事？”

周明发没急着说话，先左右看了看，然后压低声音说：“陈师傅，你这修车手艺不错。我公司里有十几辆工程车，需要定期保养。我想跟你合作，以后这些车的维修保养，都交给你做。价钱好商量。”

陈志强听了，没有露出高兴的表情，反而皱起眉头：“周先生，这么大的单子，怎么找到我这里来了？县城里比我大的修车铺多的是。”

周明发笑了笑：“陈师傅实诚。不瞒你说，这单子，是有人托我照顾你的。至于是谁，你也别问。反正是合法生意。你接不接？”

陈志强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周先生，谢谢你的好意。但这个单子我不能接。我这小铺子，就我一个人，修修电动车还行，工程车那种大家伙，我修不了。接了是坑你。”

周明发有些意外，愣了几秒钟，然后说：“陈师傅，你可想好了。这单子接下来，你欠的那些钱，一年就能还清。”

陈志强还是摇头：“对不起，周先生。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周明发没再坚持，点了点头，转身准备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陈师傅，你这种人，以后不会差的。”

说完上车，开走了。

陈志强站在铺子门口，看着那辆桑塔纳消失在街角。他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看了看，然后撕成两半，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晚上收工后，他锁好门，骑上电动车去南街菜市场买菜。回来的路上，他拐到杜鹃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盐。杜鹃正给晓芸批改作业，看见他来了，问：“今天怎么买盐？又自己开伙了？”

“前两天的盐用完了。”陈志强说。

杜鹃从货架上拿了一包盐递给他，陈志强从兜里掏零钱。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志强！”

陈志强回头一看，是周二虎。他骑着摩托车，后座上驮着个蛇皮袋，风风火火地停在路边。

“二虎，你咋来了？”陈志强走过去。

周二虎从车上跳下来，抹了把汗：“我进城卖菜，顺路来看看你。听说你这边生意不错。对了，我今儿听人说，有个大老板去你店里谈合作，你把人家拒了？”

陈志强笑了：“你消息倒灵通。有那么回事。修工程车，我这小铺子干不了。不能为了赚钱就瞎应承。”

周二虎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人，就是太实诚。换了我，先答应了，再找人手。反正钱到手就行。”

“那不行。”陈志强说，“我妈从小就教我，做事要凭良心。接不了的活，不能硬接。”

周二虎摇摇头，没再说什么。两个人站在路边聊了一会儿。周二虎提到，村里的老支书罗大友前段时间中风了，现在走路不利索。陈志强听了，心里一阵发沉。

“等我把手头的活忙完，回村里看看他。”陈志强说。

“行，到时候我载你回去。”周二虎说着，跨上车，朝他挥了挥手，走了。

陈志强看着周二虎的摩托车消失在暮色里。他转身走回小卖部，发现杜鹃一直站在门口看着他。

“怎么了？”他问。

“志强，你晚上吃饭了吗？”杜鹃问。

“还没。”

“那正好，我去做饭。你和晓芸先玩会儿。”杜鹃说。

陈志强愣了一下，还没等他拒绝，杜鹃已经转身进了后屋。他低头看见晓芸正仰着脸，冲他笑。

“叔叔，你教我下棋好不好？”晓芸说。

陈志强蹲下来，说：“我不会下棋。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什么故事？”

陈志强想了想，说：“讲一个……一个关于妈妈的故事。”

晓芸点点头，搬了个小马扎坐在他身边。陈志强坐在台阶上，清了清嗓子。

“以前啊，有个小孩，他妈妈特别疼他。家里穷，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豆腐脑，推着车去街上卖。小孩放学了，就去摊子上帮妈妈收钱。日子过得苦，但他们都很开心。后来小孩长大了，出去打工。妈妈就一个人在家。再后来，妈妈生病了，很重很重的病。小孩就回来照顾妈妈。妈妈疼得厉害，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他说到这儿，停住了。晓芸仰着小脸，认真地看着他：“然后呢？”

陈志强摸了摸晓芸的头，笑了一下：“然后，妈妈走了。”

“妈妈去哪儿了？”

“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陈志强说，“但是妈妈走之前，给小孩留了一封信。信里说，让小孩好好生活，不要难过。因为妈妈会在那个很远的地方，看着他。”

晓芸想了想，说：“那个小孩以后就一个人了吗？”

陈志强摇了摇头：“不是。那个小孩后来明白了，妈妈虽然不在身边，但妈妈说的话，他一直记在心里。所以他一直很努力地生活。因为他知道，妈妈不希望他难过。”

晓芸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杜鹃从后屋走出来，喊他们吃饭。她的眼睛有些发红，像是刚才在厨房里听见了什么。

那天晚上，陈志强在杜鹃家吃了饭。吃完饭，他帮忙洗了碗，然后告辞。他走在回去的路上，风从背后吹来，柔柔的，带着春天的潮湿和温暖。

他抬头看了看天，月亮很好，圆圆的一轮挂在天心。他在心里轻轻地说了一句：“妈，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第十八章 旧债新还

2004年7月，陈志强的账本上，划掉的条目越来越多了。他算了一下，已经还了两万三千块。还剩四万一。

这半年里，他的修车铺生意稳定下来。除了修电动车，他还自学了修摩托车。他买了几本相关的书，晚上收工后就在灯下看。他学东西快，手又巧，几个月下来，基本的小毛病都能对付。周边的人知道志强修车铺技术好、价钱公道，来找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7月17日是周二虎的生日。陈志强提前买了一瓶白酒和一条烟，骑车回了村里。周二虎在家备了一桌菜，两个人坐在院子里喝酒。夏天的黄昏，蝉鸣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风里有青草和汗水的味道。

“二虎，今天我把欠你的钱还清了。”陈志强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放在桌上，“这是连本带息。”

周二虎看了一眼，把钱推回去：“谁要你的钱。当年借给你，就没打算要。你一个人不容易。”

陈志强坚持把钱塞过去：“说好了要还。我妈说过，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收，我夜里睡不着。”

周二虎拗不过，只好收下。他给两个人各倒了一杯酒，说：“志强，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轴。当年你妈那个病，我说你把她送县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去，你不肯。现在想想，你要是送了，也许就没后来那些事了。”

陈志强抿了一口酒，辣得皱了皱眉：“临终关怀病房我也去问过。县医院那时候没有。市里的有，但一天要一百多块。我付不起。再说我妈也不愿意去，她说死也要死在家里。我不能逆着她。”

周二虎叹了口气，没再说这个话题。两个人喝到微醺，周二虎突然说：“志强，我今天听说，刘春华医生评上省里的先进了。县医院给她发了奖。她之前给你妈看病的事，被写成了材料，都传开了。”

陈志强点点头：“刘医生是好人。她评先进，应该的。”

“还有你的事，县里好多人都知道。”周二虎说，“有人写了篇文章，发在报纸上，叫《一个孝子的罪与罚》。你有空看看。我这儿有那份报纸，给你留着呢。”

陈志强接过报纸，展开。在副刊的位置，果然有一篇长文，讲的正是他的故事。文章没有点他的真名，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谁。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

“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他做出的选择，也许不为法律所容，却让人无法简单地用善恶去评判。这个叫陈志强的男人，用四年时间证明了什么是孝，又用一双手结束了这种孝。他犯罪了，但他也受苦了。而这场罪与罚的尽头，站着的是一个社会的叹息。”

陈志强读完，把报纸折好，揣进兜里。他看着远处暮色中的田野，沉默了很久。

“二虎，你说，我做的事，到底是错还是对？”他忽然问。

周二虎也沉默了一阵，然后说：“志强，我文化不高，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你妈最后那几年，你尽了全力。这世上有很多人，连尽力的机会都没有。你做的，是一个儿子能做的全部了。错不错，对不太对，留给别人去说吧。”

陈志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入喉，像一把火，从嗓子烧到胃里。他辣出了眼泪，但没去擦。

“对，留给别人去说吧。”他说。

第十九章 中秋再见

又到中秋。

这一年，陈志强的修车铺外头，挂了一串红灯笼。是杜鹃买的，她说中秋节要有点气氛。陈志强搬了把梯子，把灯笼挂在铁皮棚的檐下。风一吹，灯笼摇摇晃晃的，在地上投下几团红色的光斑。

晚上收工后，陈志强坐在铺子门口，看着那串灯笼发呆。他想起了一年前的这一天。那天他坐在法庭上，等着宣判。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是什么。他只记得那天的桂花开得很香，风从窗户里吹进来，带着甜丝丝的味道。

“想什么呢？”杜鹃从后面走过来，递给他一块月饼。

陈志强接过月饼，是五仁馅的。他咬了一口，有点硬，但很甜。他抬头看了看杜鹃，她今天穿了一件淡黄色的毛衣，头发扎在脑后，看起来很精神。

“没什么。”他说，“就是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一年了。”

杜鹃在他旁边的小马扎上坐下，也拿着一块月饼慢慢地吃。她的目光落在街对面那排亮着灯的窗户上，轻声说：“志强，你后悔吗？”

陈志强没有马上回答。他啃着月饼，眼睛看着远处。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后悔自己没本事，没能让我妈早点用上更好的止痛药。但我不后悔……不后悔最后送她走。她太苦了。真的，太苦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把这个问题想了无数遍之后，才得出的答案。

杜鹃叹了口气：“志强，你过得太累了。有时候我想帮帮你，可你总把我往外推。你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陈志强沉默了好一会儿。手里的月饼已经吃完了，只剩下一些碎屑沾在手指上。他拍了拍手，看着杜鹃，目光柔和，但又带着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

“我是个杀了人的人。”他说，“虽然法院判我缓刑，但那个罪，我永远背着。杜鹃，你带着晓芸，应该有更好的生活。跟着我，别人会在背后指指点点。”

杜鹃急了，声音不自觉地高了：“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从你第一次来我店里买烟，我就觉得你这个人靠谱。后来你妈生病，我见你那么拼命，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没有看错过人。”

陈志强看着她，眼眶有些热。他别过头，假装去整理那串灯笼。灯笼的红光把他的脸映得暖暖的。

“再给我一点时间。”他终于说，“等我把债还清了，等我攒够了钱，能给你和晓芸一个像样的家。到时候，我就娶你。”

杜鹃的眼睛亮了。她的嘴唇抖了抖，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好。我等你。”

远处的夜空里，不知道谁家放了孔明灯。一盏两盏，缓缓地升起来，像一颗颗温暖的星星，飘向天顶。陈志强和杜鹃并肩坐着，仰头看着那些孔明灯越飞越远，最后融入了满天的星光里。

第二十章 欠条上的名字

时间像一条看不见的河，不声不响地往前淌。2005年春节过后，陈志强的账本上，只剩下最后一笔欠款了。

那是欠孙婶的八百块钱。

孙婶就是住在陈志强家隔壁的那个老大妈。当年陈志强为了给王桂芬交住院费，找孙婶借了八百块。后来他还了六百，还差两百。再后来，他因为案发被羁押，一直没机会还。出来之后，他先去还过两次，但每次孙婶都不收，说“你还什么还，你妈以前做了好吃的都端给我，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这钱不要了。”可陈志强执意要还。

这天是3月5号，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陈志强把钱用红纸包好，骑着他那辆电动车回了村里。

他先去了父母的坟前。坟头上已经长满了青草。陈志强把坟周围的草拔了拔，又添了几捧新土。他蹲在坟前，轻声说：“爸，妈，我来看你们了。我现在过得挺好，修车铺生意不错。我谈恋爱了，叫杜鹃。等把钱还完了，我就去领证。你们在下面别担心。”

他说完了，磕了三个头，然后起身去孙婶家。

孙婶正在院子里喂鸡。见他来了，先是一愣，然后笑着说：“志强，你回来了。快进来坐。”

陈志强跟着孙婶进了屋。屋里陈设简陋，一个旧沙发，一张矮桌，墙角堆着几个编织袋。孙婶给他倒了碗热水，又从柜子里摸出两块水果糖塞到他手里。

“孙婶，我今天是来还钱的。”陈志强把红纸包放在桌上，“这是当年欠您的八百块。您数数。”

孙婶看了一眼红纸包，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她叹了口气，说：“志强，你这不是寒碜我吗？那钱我早就不指望了。你妈那时候对我那么好，她走了，我就当这钱是随了她的份子。”

“孙婶，您别这么说。”陈志强认真地说，“我妈要是还活着，也不会让我欠着您的。这钱您得收。不收，我以后没脸叫您孙婶了。”

孙婶拗不过他，只好把红包收起来。她看着陈志强，浑浊的眼睛里泛着泪光：“志强啊，你是个好孩子。你妈要是能活到今天，看见你这样，她该多高兴啊。”

陈志强笑了笑，说：“她会看见的。她在天上看着呢。”

从孙婶家出来，陈志强没有马上走。他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家的老屋。那间青砖瓦房还立在那里，墙根底下生了一排青苔。屋门紧锁，门上的封条已经掉了，只剩下一小片模糊的胶水痕迹。

他走过去，站在门口。门缝里透出一股潮湿的霉味。陈志强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

屋里的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他走到里屋，站在母亲睡过的那张床前。床单已经被收走了，光秃秃的床板上落满了灰。他用手摸了摸床头，母亲那年拿剪刀扎喉咙时，在床头板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划痕。

他站在那儿，站了很久。然后他打开窗户，让外面的风吹进来。风吹走了不少灰尘，也吹动了墙上挂着的那张旧日历。日历停在了2003年6月17日。

陈志强把那张日历取下来，折好，放进了口袋。然后他关好门窗，锁了门，走出了老屋。

他骑上电动车，朝县城的方向驶去。后视镜里，那间老屋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视野尽头。陈志强没有回头。他知道，该往前走了。

第二十一章 请柬

2005年5月1日，劳动节。天气晴好，阳光温润。

南街的“桂英家常菜”饭馆门口，挂起了红绸子和喜字。门口的一张小方桌上，摆着几盒喜糖和一摞请柬。王桂英穿着一身暗红色的新衣裳，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笑，手里不停地给路过的熟人发喜糖。

“今天是我外甥陈志强结婚。大家都来沾沾喜气！”她的声音很大，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高兴。

饭馆里面，摆了八桌酒席。来的人很多，有红旗村的村民，有杜鹃家的亲戚，有刘春华医生和几个护士，还有张建国、赵小军这些办案人员。

陈志强站在饭馆门口，穿着一套深蓝色的新西装，胸前别着一朵小红花。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色虽然还是偏瘦，但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杜鹃站在他旁边，穿着一件红色的旗袍，脸上化了淡妆，笑得腼腆又幸福。晓芸穿着一条白纱裙，手里拎着一个小花篮，在两人面前蹦蹦跳跳地撒花瓣。

张建国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上，看着他们俩。赵小军凑过来，小声说：“师父，你发现没，陈志强穿上西装，还挺像回事。”

张建国点着一根烟，笑了一下：“像回事就好。说明这日子，有盼头了。”

酒席上，王桂英端着酒杯，挨桌敬酒。敬到张建国这一桌时，她的眼圈红了：“张警官，今天志强结婚，你能来，我心里特别高兴。当初要不是你们办案公正，这孩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这杯酒，我敬您。”

张建国赶紧站起来，碰了碰杯：“大姐，别客气。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志强能有今天，是他自己争气。”

敬完酒，陈志强和杜鹃也过来了。陈志强端着酒杯，对张建国说：“张警官，大恩不言谢。这杯酒，我干了，您随意。”

张建国看着陈志强，拍了拍他的肩膀：“志强，以后好好过日子。那本账本还完了，就把它收起来。不是让你忘记过去，而是别再拿那些债务压自己。你母亲要是知道，她一定不希望你背着债过日子。”

陈志强点点头，一仰脖把酒干了。杜鹃在旁边也跟着喝了一口，呛得咳嗽了几声。陈志强赶紧替她拍背，动作自然又细致。

张建国看着这场景，心里涌起一股说不上来的感觉。他想起两年前的那个雨夜，自己站在陈志强家门口，看着那个佝偻着背、穿着旧背心的男人。那时候他以为，这个人的一辈子完了。可谁能想到，今天他会站在这里，穿着新西装，对着宾客敬酒。

第二十二章 账本的最后一页

婚后的日子，平静而踏实。

陈志强和杜鹃把修车铺扩大了。他们在南街租了一个稍大的门面，前面修车，后面住人。晓芸在附近的实验小学上学，成绩很好，特别是书法，还在县里的比赛中拿了奖。陈志强经常骑着电动车去接她放学，回来的路上经过桂英家常菜，就进去坐坐。王桂英每次看见他们一家人来，都高兴得合不拢嘴，张罗着给晓芸做好吃的。

那本蓝皮的账本，陈志强没有扔。他把上面每一笔借款后面，都打上了红色的勾。最后一笔划掉之后，他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用笔写下了几行字：

“2005年4月28日，还清所有债务。总计六万四千元。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你们相信我，我没有让你们失望。妈，您可以放心了。”

写完这些，他把账本合上，放进了那个铁盒。铁盒里还有王桂芬的信、那个杜冷丁空瓶，以及那张老日历。陈志强把铁盒用一块旧布包好，放在了衣柜的最深处。

杜鹃没有问过那个铁盒里装的是什么。她只知道，陈志强偶尔会在深夜里，一个人坐在客厅的灯下，把那个铁盒打开，一件一件地看。看完了，再小心地收好。她不打扰他。她知道，那是他的过去，是她永远无法完全走进的一片地方。但那没有关系。她爱他，包括他的过去。

第二十三章 桂香满城

2006年秋天，县城的桂花又开了。

这一年，陈志强的修车铺已经更名为“志强汽修”，雇了两个伙计，专门修摩托车和小型货车。杜鹃的小卖部也扩大了，在旁边多租了一个门面，卖一些日用杂货和食品。两个人的日子越过越宽裕。他们在县城买了一套二手房，不算大，但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晓芸有了自己的房间，墙上贴满了她写的书法。

10月的一天，张建国路过南街。他下了车，想去买包烟。走到杜鹃的小卖部门口，发现里面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陈志强。他正坐在柜台边的小马扎上，跟杜鹃说着什么。看见张建国进来，他站起来，笑着招呼：“张警官。”

张建国也笑了，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样，大老板，生意不错吧？”

“混口饭吃。”陈志强笑着说，“张警官，今天有空过来？我给你泡茶。”

“不用了，就买包烟。”张建国掏钱给杜鹃，杜鹃从货架上拿了一包递给他。张建国拆开，抽出一根，还没点上，突然想起什么。

“志强，今天几号？”

“10月15号。”陈志强说。

张建国点着烟，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说：“你妈的事，过去了三年多了。你现在过得不错，你妈要是在天有灵，也应该能放心了。”

陈志强的笑容淡了一点，但目光很平静：“我知道。我经常想起她。特别是每年桂花香的时候，总能想起那天在法庭上闻到的味道。”

张建国点点头。他没有再说下去。有些事，说多了反而轻了。

他走出店门，站在街边。桂花的香气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甜得有些发腻。他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这座小城虽然没变多少，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陈志强追出来，手里拿着一包烟，塞到张建国手里：“张警官，这个拿着。算我的一点心意。”

张建国推辞不过，收下了。他看了一眼陈志强，忽然发现，这个男人的背不再那么佝偻了。他站得很直，肩膀也很平，像一棵熬过了严冬的树，终于在春天里挺直了腰杆。

“志强，以后有什么打算？”张建国问。

陈志强想了想，说：“我想把修车铺再做大一点，开个分店。杜鹃说还想再生个孩子。我觉得，日子挺有奔头的。”

张建国点了点头，转身朝自己的车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对了，你那个账本，我建议你留着。不是留给自己，是留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爸爸当年有多不容易。”

陈志强说：“我知道了，张警官。谢谢您。”

张建国摆摆手，上车走了。陈志强站在街边，一直目送那辆车消失在街角。

他转身回店里，经过那几盆杜鹃花的时候，随手拨了拨花瓣。花瓣上还沾着前夜下雨留下的水珠，圆滚滚的，像一颗颗小水晶。

他突然想起母亲在信里写的那句话：“你过好了，妈在下面才能闭眼。”

他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蓝得没有一丝云。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

陈志强眯起眼睛，轻轻地说了一句：“妈，我过好了。”

风把他的话吹散了，揉进了满城的桂花香里。

第二十四章 遥远的相似

时间来到2013年。陈志强四十岁了。

这七年里，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修车铺发展成了一个小型汽修厂，有十来个工人，修各种车辆。杜鹃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陈念恩——念的是母亲的恩。晓芸已经上初中了，个子蹿得比杜鹃还高。王桂英的饭馆也扩大了，开了一家分店。张建国升了职，被调到了市局，但每年中秋都会给陈志强发条短信问候。

那本蓝皮账本，一直锁在陈志强家的保险柜里。有时深夜无事，他会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纸张已经泛黄了，有些字迹因为受潮而变得模糊，但每一笔债、每一个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杜鹃有时候会陪着他看。她不说话，只是坐在他身边，轻轻地把头靠在他肩上。

“这些人都还在。”陈志强有一次说，“周二虎在村里开了个养殖场，孙婶去年没了，我送她上的山。刘春华医生退休了，在市里带孙子。王桂英我姨，现在日子过得滋润。张警官在市局，每年都给我发短信。你说，这世上的人，是不是都像这账本上的字一样，一笔一笔地记着，一个都跑不掉。”

杜鹃说：“所以你要好好活着。你活得好，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交代。”

陈志强点点头。他把账本合上，重新锁进保险柜。然后他走到阳台上，看着县城夜晚的灯火。远处的山坡上，父母坟头的松树已经长得很高了。他能看见那个方向，虽然看不见具体的位置，但他知道，他们就在那里。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雨夜。他站在老屋门槛上，听着雨声，等警车来。那时候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到了尽头。可现在他才知道，那只是他另一段人生的开始。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那双手曾经浸满油污，曾经颤抖着按在母亲的脖子上。现在，那双手修理过无数辆车，抱过孩子，牵过妻子。那双手还在。人还在。日子还在。

陈志强深吸一口气。夜风从远处吹来，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桂花香。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说：

“妈，您看，这人间，真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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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考：政府头条-婴儿被爸爸压着了怎么办，婴儿被车压死

内容投稿：尹仪

内容审核：马兆森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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